彭友會

在兒童及青少年階段的我，應該是有過動兒的傾向，因為我從小就是上課坐不住，不斷的愛動，愛與旁邊同學講話，經常被老師罰站於教室後面或外面的問題學生。

　　我生在國民政府遷台後的第三年，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也是蔣介石總統威權統治的時代。我的父親是廈門大學歷史系一九四八年畢業生，原本計劃到祖母的老家江西任教，但臨時改變心意，接受在台擔任屏東中學校長的學長聘書，到台灣教書，這決定，無疑的，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我的母親，與父親同是福州人，在福州高商畢業後，也來台教小學。不料國共內戰，大陸赤化，海峽成為天險，父母都成為有家歸不得的異鄉人，在朋友的介紹下認識。父親風流倜儻，是中英文俱佳的知識青年，母親美麗聰慧，是外向大方的現代女性，所以順理成章的，他們於一九四九年結婚。由於母親是虔誠的基督教徒，父親是受洗後，才和母親在教堂舉行婚禮。婚後一年，我的哥哥懷冰出生。

我的名字懷恩，很明顯的，是基督教的影響而取名。父母的原意，是希望我長大之後，奉獻教會，擔任神職工作，沒想到，上帝是要我哥哥為祂服務。而我，雖身受基督教義的薰陶，但在日常生活上，相信上帝是無所不在，不應形式主義的崇拜，所以我少去教堂，惟在心理上仍是受基督教思想的制約的。

我的本性兼具父母的特質，父親是典型讀書人，手不釋卷，筆耕不輟。母親個性外向，樂於與人交往，每天都到教會協助事功。父親出身福州世家，叔公彭傳珍早在一九三○年代就遠渡重洋，前往美國留學，畢業於長春藤名校哥倫比亞大學的教師學院，獲化學碩士，返國後曾任廈門大學總務長、福健師範專科學校校長。在他的提攜與教誨下，父親也是少年得志，雖然一時因戰亂而滯台，卻不甘在鄉下教一輩子的書，時時想步叔公的留學之路，因此全力研讀英文，將梁實秋的《遠東英漢辭典》倒背如流，就待有機會放洋，大鵬展翼。

母親在那「子女無才便是德」的時代，就能有高中學歷，當然也是被視為才女。聽我母親說她的父母是福州殷商，特別是她的媽媽，也是我從未見面的外婆，是精明能幹的商人，所以，母親成長於相當富裕的環境，自幼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從她寫得一手秀娟的毛筆字，就可以說明一切。來台之後，母親的高中學歷，幫助她在屏東空軍子弟小學找到教職。一直到結婚後，三個子女出生後，才轉為全職的家庭主婦，但教會的服事，成為她的重要兼職。

一九五○年代，雖被稱為白色恐怖時代，但對我們家庭是毫無影響，父親個性審慎，從不談論政治，母親任職軍方的附設小學，更是忠黨愛國。所以，我的「政治社會化」可以說是政治正確的內化，完全接受大中華文化的思想薰陶。

一九五四年，中美協防條約簽訂，台海局勢進一步穩定，父親決定朝他心中的願望而努力，在同樣避赤潮而來的叔公鼓勵下，父親找到台北師範學校的教職，於是舉家北遷，由於母親有空軍的身份，所以，我們一家是搭軍機北上，搬到重慶南路一段，菸酒公賣局的後面巷子，也是今日總統官邸旁邊的日式宿舍，房間以當年的標準算是不小，且有很大的庭院，可以養鵝、養雞、種空心菜、絲瓜等。我的記憶是從四歲開始，也是上國語實小附設幼稚園的第一天，因為我發現要和疼愛我的媽媽分離，就放聲大哭大鬧，母親氣得把我帶到旁邊的植物園，威脅我，「再吵，就丟到荷花池。」當然她不會丟，不過，我已經感覺到，要進入到一個與家完全不同的環境，必須學習生存之道。

在台北，我的世界大多了，父親的機會更多了。父母以他們中英文的專長，獲得駐台美軍的兼職，就是教美國大兵講國語。每週有兩天晚上，就有美軍吉普車來接他們去中山北路美軍顧問團授課，而我們三個小孩就在家自由自在玩耍，有時叔公會來「監管」。由於家庭收入日益寬裕，有一段時間還有幫佣。母親北上以後，就成為全職家庭主婦，除了教美軍中文外，就把她充沛的活力放在教會的傳道事功上，從早禱會到家庭禮拜，母親都積極參與。每天清晨，母親都要唱詩查經，這習慣對我一生的影響是早睡早起，從不熬夜。

父親終於出國留學，先後到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及菲律賓馬尼拉大學，聯合國設立的亞洲教育學院深造，專長也由歷史轉向特殊教育、輔導學，這不僅使他在台灣的學術界享有聲望，也影響到他對子女的教育方式。在他出國以前，顯然是棒下出孝子的傳統思想，但學成歸國之後，態度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重視民主、自由、開放的溝通，使家庭氣氛丕變。除此之外，我母親又生了三個弟妹，分別是大弟懷真、二妹彭菲、三妹彭萱。父親的生活擔子顯然沉重很多，但不改的是他買書的習慣，不誇張的說，我家是以書架做為隔間的。所以，我是在書堆中長大的，但在十二歲以前，書卻與我無緣。可能是過動兒的緣故，可是當年並沒有這名詞。

根據父親的心理學專長給我做智力測驗，顯示智商平平。哥哥懷冰算是聰慧，大妹彭芸可達天才的水準。我們兄妹在小學成績上的表現，也反映了智商高低，他們都是名列前茅，而我一直是倒數幾名。小學三年級以前是讀國語實小，腦海中記不多，似乎只記得校長張希文，也是國民大會代表。還有校外遠足（旅行）到圓山動物園看大象林旺。

一九六○年父親分配到學校新的宿舍，在和平東路二段底，所以，舉家遷到當時還是稻田、水渠為鄰的二層洋房，記得搬家第一天就有水蛇爬進院子，父親用榔頭斃了牠。因為搬家，我也轉學到北師附小，顧名思義，就是我父親任教學校的附設小學，所以我的老師都是父親的學生，可想而知，我的功課不好，也沒什麼關係。所幸，我的人緣還不錯，在新環境中，很快就交了一些好朋友。平日最重要的活動，就是「鬥刀」，也就是學武俠小說的大俠，劍來刀去。我的個子雖小，但鬥性十足，被封為「僵屍功」，就知道九爪神功的威力了。

　　讓我從野孩子變成有教養的小紳士，叔公的角色最為關鍵，他避戰亂來台之後，在國立編譯館任職，經過短暫的蟄伏，不久就因為有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的背景，出任在台復校的清華大學總務長。由於清大有美國庚子賠款的財政支持，在一九五○年代，就在新竹廣建現代化的校舍及學人宿舍。假日我就到台北或新竹去陪他老人家，叔公學貫中西，作風洋派，家中的收音機永遠定在「美軍電台」（ICRT的前身），他擁有當時人們想都不敢想的電冰箱、電話、甚至連電毯、烤麵包機等時髦玩意都應有盡有。在大家都還是三輪車代步的年代，清大的公務車，成為叔公的交通工具，羨煞了不少人。

　　叔公最愛我哥哥，也許是長孫吧，但對他的期望也特別高。至於我，叔公倒是不太問功課，卻非常要求進退有節的禮貌。他在與達官顯要聚會時，經常帶我去見大世面，或去圓山大飯店吃西餐，或去第一百貨頂樓飲茶，小小年紀的我可是在大人的送往迎來中，耳濡目染了上層社會的「君子之交」，也見識了虛以委蛇的假道學。

每週日去見叔公，有一個重要的動力是零用錢。在那物質匱乏的日子，叔公平日自奉甚儉，但給我的「打賞」，常是五元、十元，相對於母親給的五角、一元，可真是天壤之別。我每到星期六就期待去叔公的住所，只要唸一兩段初中英文課文或講一些童言童語的小故事，就有「紅包」可拿，可以請同學「零食」，真是快樂童年的回憶。可惜叔公在我進台大的第一年就車禍辭世，成為我終身之痛，叔公給我的是最珍貴的文化資本─待人以禮。

在兒童及青少年階段的我，應該是有過動兒的傾向，因為我從小就是上課坐不住，不斷的愛動，愛與旁邊同學講話，經常被老師罰站於教室後面或外面的問題學生。功課不是忘了，就是沒做，成績自然很差。父親每次看成績單，就深鎖眉頭，聘請家教補習，似乎效果也不好。初中聯考，我名落孫山，也不出人意外，相對於哥哥考上第一志願大安初中，我真的很丟臉，所幸，考上私立大華中學，也算是不錯。

大華與復興、再興三所中小學，當年是鼎足而立的外省權貴學校，校長方志平原任蔣夫人辦的復興小學校長，但不知什麼原因，獨立創辦大華中學，我是一九六四年入學，為第三屆。學校設於今日台北最高價地段的信義計畫區的吳興街，可是當年卻是每下雨就一遍汪洋的三張犁。創校之初，全校只有一棟三層樓的教室及兩層樓的行政辦公室，連圍牆都沒有，是與鐵絲網與校外隔離。校長以校為家，延聘最好的老師任教（如教英文的李振清老師，日後成為國內英語教學的著名學者）。可是，方校長相信嚴師出高徒，非常支持不打不成器的體罰教育，每位老師都有她送的板子，必要時，方校長親自動手，當眾就在升旗台上打學生。這種肅殺的氛圍，對於來自「愛的教育」─附小的我，真是從天堂掉到地獄。

　　由於嚴管嚴教的校風，吸引了不少上流社會家長的認同，紛紛將子女送來大華。如蔣經國的摯友王新衡的獨子王一方，就是與我同班。班上的同學父親不乏是國大代表、立法委員或政府高官，我家經濟條件雖不如人，但在叔公的潛移默化下，也有「說大人則藐之」的風範。在初中階段，我交了不少好朋友，如李復甸等。至於大華培養的政商人才，更是不勝枚舉，如姚立明、趙永清等。現在回想，方校長雖然囿於那時代的傳統觀念，強調體罰，但他在智育之外的身教言教貢獻，是不容抹煞的。諸如強調民族主義、愛國情操、孔孟思想、儒家典範等，多少都影響了大華中學的學生。

由於功課太差，我在學校面臨到各種酷刑，視上學為畏途，所幸教會成為我的避難所。

母親自幼就帶我們六個子女上主日學，教堂設在南海路建國中學斜對面，植物園旁，優雅清靜，教堂後設有圖書閱覽室，開放供學生讀書自省，而我，就是圖書館的常客，與教會青年弟兄姐妹一塊讀書、做功課、聊天，週六週日就參加青年團契、主日崇拜。在青少年時期，我可算是非常虔誠的教徒，對於《聖經》不僅按日查經，而且買了不少解經的「屬靈書籍」，反覆研讀。當時我曾決志，自己有朝一日可以站上教會講壇證道。直到高中以後，因廣泛涉獵哲學及科學思想，才開始轉變成懷疑論者，不過，教會是我在進大學之前，最重要的成長空間，沒有教會圖書館的孕育，就不可能養成今日的我。

就像一般青少年一樣，十二歲以後，我也開始對性好奇，除了狐群狗黨彼此交換「小本」之外，我偶爾一個人騎腳踏車遠赴三重到「天心」戲院去看脫衣舞及電影的插片（A片）。不過這些小奸小惡的事蹟，並不頻繁。初中大多數的時間，我都耗在武俠小說上，因為愛看武俠小說，我常幫租書店的單身老兵顧店，以換取免費看書的優惠。租書店隔壁刻印章的老闆，也是大陸來台的落魄文人，深諳相學，常和我說：「你的面向、手相，絕非一般人，他日有機會成為三公九卿。可惜的是，你眉毛太淺，恐怕是無心仕途，想做閒雲野鶴之人。」我當時似懂非懂，只希望他能教我相學唬人，才學了一招半式之後，就被信教虔誠的母親阻止，頗為可惜。從日後的經驗，我體察到所謂相學，應該是察言觀色的技巧，這種技巧，用科學的角度來說，就是「非語文溝通」的能力吧。我雖只學了皮毛，但對人際關係倒是很有用的。

初中一、二年級都是在補考中一關關的低桿閃過，一九六六年，我初三下學期，因為英文與數學兩科不及格，最後學校要我在「留級」或拿「肄業證明書」，兩者做選擇，後者可以用同等學歷去投考高中聯考。我與父親商量，他同意我回家自修考考看，於是在四月底，我就不去學校，一個人到父親學校的圖書館唸書，沒想到這決定讓我的人生發生重大的轉折，因為我發現了一種速讀快速記憶的方法，非常有效，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填鴨式強記大量的資料。立竿見影的效果是，我在七月的聯考中，考上北投的復興中學。雖然是最後一個志願，但父親非常高興，我也對自己的讀書能力，產生了信心。從此，我也成為彭家新一代的讀書人了。

　　一九六七年，中國大陸正展開驚天動地的文化大革命，台灣的蔣介石因身體因素而逐步將權力交給他的兒子蔣經國，在這歷史時刻，我進入高中，也是我一生由剝而復的轉捩點。在高中，我認識到自己的三種特質：外省人、讀書人、自由人。

在高中以前，我是活在台北市外省人匯聚的社區，住在大安區，讀的國語實小、北師附小、大華中學，外省子女的比例很高，日常生活講的是國語，就算是本省同學，也不講台語，在加上當時最流行的電影或廣播劇，都是國語發音。所以，我從未意識到台灣是以福佬（閩南）為主的社會，直到我進復興中學，才突然感覺到我是外省人，是少數，周遭的同學有一半以上都會閩南語，而且課外時間都是以閩南語溝通的。

更令我震撼的是，坐我位子後的一位林姓同學，有一次在聊天的時候脫口說：「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讓我大吃ㄧ驚，直覺的就與他辯論起來，但他顯然不想再談這話題，卻留給我一連串的問號。

在高一升高二的暑假，我所屬的教會派一位傳道人到雲林縣虎尾的分會，這位稱之為許叔叔的外省長輩，退伍軍人的單身漢，他邀我到虎尾分會陪他，一方面幫點雜務，一方面渡假。這機會使年輕台北人的我，開始認識台灣南部，也就是真正的閩南文化地方。無論是布袋戲、歌仔戲、或是農家生活，對我都是全新的經驗。在虎尾的一個暑假，使我了解到台北人不能代表台灣人，外省人其實是少數族群，而我，就是外省人。

就讀復興中學最大挑戰是「通勤」，從和平東路底到新北投大屯山麓的學校，每天都要花費三小時在交通上。大清早六點就要先搭公車到台北火車站，再搭北淡線慢車到北投車站，再步行約二十分鐘到學校，時間已近八點。傍晚在以此反方向回家，回到家時已是萬家燈火。我在這階段，培養了在車上讀書的習慣，不過，看的都是所謂的課外書。我的看書習慣已經從初中時期的武俠小說，升級為知性的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