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兒童及青少年階段的我,應該是有過動兒的傾向,因為我從小就是上課坐不住,不斷的愛動,愛與旁邊同學講話,經常被老師罰站於教室後面或外面的問題學生。


  我生在國民政府遷台後的第三年,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也是蔣介石總統威權統治的時代。我的父親是廈門大學歷史系一九四八年畢業生,原本計劃到祖母的老家江西任教,但臨時改變心意,接受在台擔任屏東中學校長的學長聘書,到台灣教書,這決定,無疑的,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我的母親,與父親同是福州人,在福州高商畢業後,也來台教小學。不料國共內戰,大陸赤化,海峽成為天險,父母都成為有家歸不得的異鄉人,在朋友的介紹下認識。父親風流倜儻,是中英文俱佳的知識青年,母親美麗聰慧,是外向大方的現代女性,所以順理成章的,他們於一九四九年結婚。由於母親是虔誠的基督教徒,父親是受洗後,才和母親在教堂舉行婚禮。婚後一年,我的哥哥懷冰出生。

基督教家庭
 

我的名字懷恩,很明顯的,是基督教的影響而取名。父母的原意,是希望我長大之後,奉獻教會,擔任神職工作,沒想到,上帝是要我哥哥為祂服務。而我,雖身受基督教義的薰陶,但在日常生活上,相信上帝是無所不在,不應形式主義的崇拜,所以我少去教堂,惟在心理上仍是受基督教思想的制約的。

我的本性兼具父母的特質,父親是典型讀書人,手不釋卷,筆耕不輟。母親個性外向,樂於與人交往,每天都到教會協助事功。父親出身福州世家,叔公彭傳珍早在一九三○年代就遠渡重洋,前往美國留學,畢業於長春藤名校哥倫比亞大學的教師學院,獲化學碩士,返國後曾任廈門大學總務長、福健師範專科學校校長。在他的提攜與教誨下,父親也是少年得志,雖然一時因戰亂而滯台,卻不甘在鄉下教一輩子的書,時時想步叔公的留學之路,因此全力研讀英文,將梁實秋的《遠東英漢辭典》倒背如流,就待有機會放洋,大鵬展翼。

母親在那「子女無才便是德」的時代,就能有高中學歷,當然也是被視為才女。聽我母親說她的父母是福州殷商,特別是她的媽媽,也是我從未見面的外婆,是精明能幹的商人,所以,母親成長於相當富裕的環境,自幼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從她寫得一手秀娟的毛筆字,就可以說明一切。來台之後,母親的高中學歷,幫助她在屏東空軍子弟小學找到教職。一直到結婚後,三個子女出生後,才轉為全職的家庭主婦,但教會的服事,成為她的重要兼職。

一九五○年代,雖被稱為白色恐怖時代,但對我們家庭是毫無影響,父親個性審慎,從不談論政治,母親任職軍方的附設小學,更是忠黨愛國。所以,我的「政治社會化」可以說是政治正確的內化,完全接受大中華文化的思想薰陶。

從屏東到台北

一九五四年,中美協防條約簽訂,台海局勢進一步穩定,父親決定朝他心中的願望而努力,在同樣避赤潮而來的叔公鼓勵下,父親找到台北師範學校的教職,於是舉家北遷,由於母親有空軍的身份,所以,我們一家是搭軍機北上,搬到重慶南路一段,菸酒公賣局的後面巷子,也是今日總統官邸旁邊的日式宿舍,房間以當年的標準算是不小,且有很大的庭院,可以養鵝、養雞、種空心菜、絲瓜等。我的記憶是從四歲開始,也是上國語實小附設幼稚園的第一天,因為我發現要和疼愛我的媽媽分離,就放聲大哭大鬧,母親氣得把我帶到旁邊的植物園,威脅我,「再吵,就丟到荷花池。」當然她不會丟,不過,我已經感覺到,要進入到一個與家完全不同的環境,必須學習生存之道。

在台北,我的世界大多了,父親的機會更多了。父母以他們中英文的專長,獲得駐台美軍的兼職,就是教美國大兵講國語。每週有兩天晚上,就有美軍吉普車來接他們去中山北路美軍顧問團授課,而我們三個小孩就在家自由自在玩耍,有時叔公會來「監管」。由於家庭收入日益寬裕,有一段時間還有幫佣。母親北上以後,就成為全職家庭主婦,除了教美軍中文外,就把她充沛的活力放在教會的傳道事功上,從早禱會到家庭禮拜,母親都積極參與。每天清晨,母親都要唱詩查經,這習慣對我一生的影響是早睡早起,從不熬夜。

父親終於出國留學,先後到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及菲律賓馬尼拉大學,聯合國設立的亞洲教育學院深造,專長也由歷史轉向特殊教育、輔導學,這不僅使他在台灣的學術界享有聲望,也影響到他對子女的教育方式。在他出國以前,顯然是棒下出孝子的傳統思想,但學成歸國之後,態度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重視民主、自由、開放的溝通,使家庭氣氛丕變。除此之外,我母親又生了三個弟妹,分別是大弟懷真、二妹彭菲、三妹彭萱。父親的生活擔子顯然沉重很多,但不改的是他買書的習慣,不誇張的說,我家是以書架做為隔間的。所以,我是在書堆中長大的,但在十二歲以前,書卻與我無緣。可能是過動兒的緣故,可是當年並沒有這名詞。

根據父親的心理學專長給我做智力測驗,顯示智商平平。哥哥懷冰算是聰慧,大妹彭芸可達天才的水準。我們兄妹在小學成績上的表現,也反映了智商高低,他們都是名列前茅,而我一直是倒數幾名。小學三年級以前是讀國語實小,腦海中記不多,似乎只記得校長張希文,也是國民大會代表。還有校外遠足(旅行)到圓山動物園看大象林旺。

一九六○年父親分配到學校新的宿舍,在和平東路二段底,所以,舉家遷到當時還是稻田、水渠為鄰的二層洋房,記得搬家第一天就有水蛇爬進院子,父親用榔頭斃了牠。因為搬家,我也轉學到北師附小,顧名思義,就是我父親任教學校的附設小學,所以我的老師都是父親的學生,可想而知,我的功課不好,也沒什麼關係。所幸,我的人緣還不錯,在新環境中,很快就交了一些好朋友。平日最重要的活動,就是「鬥刀」,也就是學武俠小說的大俠,劍來刀去。我的個子雖小,但鬥性十足,被封為「僵屍功」,就知道九爪神功的威力了。

西化叔公的影響


  讓我從野孩子變成有教養的小紳士,叔公的角色最為關鍵,他避戰亂來台之後,在國立編譯館任職,經過短暫的蟄伏,不久就因為有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的背景,出任在台復校的清華大學總務長。由於清大有美國庚子賠款的財政支持,在一九五○年代,就在新竹廣建現代化的校舍及學人宿舍。假日我就到台北或新竹去陪他老人家,叔公學貫中西,作風洋派,家中的收音機永遠定在「美軍電台」(
ICRT的前身),他擁有當時人們想都不敢想的電冰箱、電話、甚至連電毯、烤麵包機等時髦玩意都應有盡有。在大家都還是三輪車代步的年代,清大的公務車,成為叔公的交通工具,羨煞了不少人。


  叔公最愛我哥哥,也許是長孫吧,但對他的期望也特別高。至於我,叔公倒是不太問功課,卻非常要求進退有節的禮貌。他在與達官顯要聚會時,經常帶我去見大世面,或去圓山大飯店吃西餐,或去第一百貨頂樓飲茶,小小年紀的我可是在大人的送往迎來中,耳濡目染了上層社會的「君子之交」,也見識了虛以委蛇的假道學。

每週日去見叔公,有一個重要的動力是零用錢。在那物質匱乏的日子,叔公平日自奉甚儉,但給我的「打賞」,常是五元、十元,相對於母親給的五角、一元,可真是天壤之別。我每到星期六就期待去叔公的住所,只要唸一兩段初中英文課文或講一些童言童語的小故事,就有「紅包」可拿,可以請同學「零食」,真是快樂童年的回憶。可惜叔公在我進台大的第一年就車禍辭世,成為我終身之痛,叔公給我的是最珍貴的文化資本─待人以禮。

在兒童及青少年階段的我,應該是有過動兒的傾向,因為我從小就是上課坐不住,不斷的愛動,愛與旁邊同學講話,經常被老師罰站於教室後面或外面的問題學生。功課不是忘了,就是沒做,成績自然很差。父親每次看成績單,就深鎖眉頭,聘請家教補習,似乎效果也不好。初中聯考,我名落孫山,也不出人意外,相對於哥哥考上第一志願大安初中,我真的很丟臉,所幸,考上私立大華中學,也算是不錯。

大華與復興、再興三所中小學,當年是鼎足而立的外省權貴學校,校長方志平原任蔣夫人辦的復興小學校長,但不知什麼原因,獨立創辦大華中學,我是一九六四年入學,為第三屆。學校設於今日台北最高價地段的信義計畫區的吳興街,可是當年卻是每下雨就一遍汪洋的三張犁。創校之初,全校只有一棟三層樓的教室及兩層樓的行政辦公室,連圍牆都沒有,是與鐵絲網與校外隔離。校長以校為家,延聘最好的老師任教(如教英文的李振清老師,日後成為國內英語教學的著名學者)。可是,方校長相信嚴師出高徒,非常支持不打不成器的體罰教育,每位老師都有她送的板子,必要時,方校長親自動手,當眾就在升旗台上打學生。這種肅殺的氛圍,對於來自「愛的教育」─附小的我,真是從天堂掉到地獄。

嚴管嚴教的大華中學


  由於嚴管嚴教的校風,吸引了不少上流社會家長的認同,紛紛將子女送來大華。如蔣經國的摯友王新衡的獨子王一方,就是與我同班。班上的同學父親不乏是國大代表、立法委員或政府高官,我家經濟條件雖不如人,但在叔公的潛移默化下,也有「說大人則藐之」的風範。在初中階段,我交了不少好朋友,如李復甸等。至於大華培養的政商人才,更是不勝枚舉,如姚立明、趙永清等。現在回想,方校長雖然囿於那時代的傳統觀念,強調體罰,但他在智育之外的身教言教貢獻,是不容抹煞的。諸如強調民族主義、愛國情操、孔孟思想、儒家典範等,多少都影響了大華中學的學生。

由於功課太差,我在學校面臨到各種酷刑,視上學為畏途,所幸教會成為我的避難所。

母親自幼就帶我們六個子女上主日學,教堂設在南海路建國中學斜對面,植物園旁,優雅清靜,教堂後設有圖書閱覽室,開放供學生讀書自省,而我,就是圖書館的常客,與教會青年弟兄姐妹一塊讀書、做功課、聊天,週六週日就參加青年團契、主日崇拜。在青少年時期,我可算是非常虔誠的教徒,對於《聖經》不僅按日查經,而且買了不少解經的「屬靈書籍」,反覆研讀。當時我曾決志,自己有朝一日可以站上教會講壇證道。直到高中以後,因廣泛涉獵哲學及科學思想,才開始轉變成懷疑論者,不過,教會是我在進大學之前,最重要的成長空間,沒有教會圖書館的孕育,就不可能養成今日的我。

就像一般青少年一樣,十二歲以後,我也開始對性好奇,除了狐群狗黨彼此交換「小本」之外,我偶爾一個人騎腳踏車遠赴三重到「天心」戲院去看脫衣舞及電影的插片(A片)。不過這些小奸小惡的事蹟,並不頻繁。初中大多數的時間,我都耗在武俠小說上,因為愛看武俠小說,我常幫租書店的單身老兵顧店,以換取免費看書的優惠。租書店隔壁刻印章的老闆,也是大陸來台的落魄文人,深諳相學,常和我說:「你的面向、手相,絕非一般人,他日有機會成為三公九卿。可惜的是,你眉毛太淺,恐怕是無心仕途,想做閒雲野鶴之人。」我當時似懂非懂,只希望他能教我相學唬人,才學了一招半式之後,就被信教虔誠的母親阻止,頗為可惜。從日後的經驗,我體察到所謂相學,應該是察言觀色的技巧,這種技巧,用科學的角度來說,就是「非語文溝通」的能力吧。我雖只學了皮毛,但對人際關係倒是很有用的。

初中一、二年級都是在補考中一關關的低桿閃過,一九六六年,我初三下學期,因為英文與數學兩科不及格,最後學校要我在「留級」或拿「肄業證明書」,兩者做選擇,後者可以用同等學歷去投考高中聯考。我與父親商量,他同意我回家自修考考看,於是在四月底,我就不去學校,一個人到父親學校的圖書館唸書,沒想到這決定讓我的人生發生重大的轉折,因為我發現了一種速讀快速記憶的方法,非常有效,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填鴨式強記大量的資料。立竿見影的效果是,我在七月的聯考中,考上北投的復興中學。雖然是最後一個志願,但父親非常高興,我也對自己的讀書能力,產生了信心。從此,我也成為彭家新一代的讀書人了。

外省人的身份


  一九六七年,中國大陸正展開驚天動地的文化大革命,台灣的蔣介石因身體因素而逐步將權力交給他的兒子蔣經國,在這歷史時刻,我進入高中,也是我一生由剝而復的轉捩點。在高中,我認識到自己的三種特質:外省人、讀書人、自由人。

在高中以前,我是活在台北市外省人匯聚的社區,住在大安區,讀的國語實小、北師附小、大華中學,外省子女的比例很高,日常生活講的是國語,就算是本省同學,也不講台語,在加上當時最流行的電影或廣播劇,都是國語發音。所以,我從未意識到台灣是以福佬(閩南)為主的社會,直到我進復興中學,才突然感覺到我是外省人,是少數,周遭的同學有一半以上都會閩南語,而且課外時間都是以閩南語溝通的。

更令我震撼的是,坐我位子後的一位林姓同學,有一次在聊天的時候脫口說:「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讓我大吃ㄧ驚,直覺的就與他辯論起來,但他顯然不想再談這話題,卻留給我一連串的問號。

在高一升高二的暑假,我所屬的教會派一位傳道人到雲林縣虎尾的分會,這位稱之為許叔叔的外省長輩,退伍軍人的單身漢,他邀我到虎尾分會陪他,一方面幫點雜務,一方面渡假。這機會使年輕台北人的我,開始認識台灣南部,也就是真正的閩南文化地方。無論是布袋戲、歌仔戲、或是農家生活,對我都是全新的經驗。在虎尾的一個暑假,使我了解到台北人不能代表台灣人,外省人其實是少數族群,而我,就是外省人。

就讀復興中學最大挑戰是「通勤」,從和平東路底到新北投大屯山麓的學校,每天都要花費三小時在交通上。大清早六點就要先搭公車到台北火車站,再搭北淡線慢車到北投車站,再步行約二十分鐘到學校,時間已近八點。傍晚在以此反方向回家,回到家時已是萬家燈火。我在這階段,培養了在車上讀書的習慣,不過,看的都是所謂的課外書。我的看書習慣已經從初中時期的武俠小說,升級為知性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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