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嶺街的舊書攤
若說青少年階段最重要的是交友，在我可算是幸運的遇到學校團契的高三吳學長，他非常喜歡涉獵各種知識。因為他家靠近牯嶺街，當年舊書攤的所在地，所以，他經常帶我去逛書市，介紹我買文史哲的叢書來看。我特別喜歡買一本一元的風漬書，有政治正確的國父的《三民主義演講本》，蔣公推薦的《荒漠甘泉》，蔣經國的《風雨中的寧靜》等，此外，我也開始接觸商務印書館的「人人文庫」；中華書局的譯叢；世界書局的歷代演義；文化書局的古代尺牘等，我不僅閱讀，而且寫讀書心得寄給學長，他雖然有聯考壓力，但有信必回，如此書信往返間，我的作文開始進步了。
在眾多的課外書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偉人傳記，諸如《拿破崙傳》、《俾斯麥傳》、《富蘭克林傳》等等，也有類似傳記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基督山恩仇記》、《大衛考伯菲爾》等，透過這些人物的成長經歷，無形中激勵我產生「大丈夫當如是」的意志。我察覺到偉人與平凡人之差異，不在於外在環境與自身條件，而是精神上的元素，我開始產生一種說不出的自信，相信我有能力脫穎而出。
當然，自信是要靠外在世界的肯定，才會產生相互增強的效果。除了叔公、父親不時給予我精神鼓勵之外，高二國文老師徐湛先生扮演關鍵的推手。他有安徽桐城正統古文訓練的底子。飽讀經書、專攻唐律。惜因戰亂中輟了研究所的學業，滿腹經文，但遇到不可教的孺子，在態度上，可說是視而不見。不知徐老師看上我的哪一點，對我特別照顧，不僅教我細讀《古文觀止》、《東萊博識》等古書，且對我的作文，逐字修改，句句推敲，並予以眉批評註。如此一年的教導，使我文筆大進。徐老師還推薦我參加全省作文比賽，但可能是因為不適應那種八股文，並未得到任何名次，可是這鼓勵對我這「醜小鴨」來說，可是意義重大。
因為廣泛涉獵課外書，自然而然就接觸到引起爭論的《文星》雜誌，及文星出版社所推出的一系列文章，介紹歐美現代化的思潮。特別是李敖開始主編《文星》雜誌，開始走批判路線，對我產生莫大的思想刺激。我在牯嶺街的尋寶時，就已經拜讀了柏楊的評論小冊，再而接觸到殷海光在《自由中國》的論述，自始產生多元的思想。一九六五年，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批孔揚秦運動，對中國文化的負面攻擊，台灣蔣介石就大力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文星》掀起了文化論戰，傳統派與現代化派水火不容，雖然相互攻訐，但卻動搖了黨國威權主義的一元化教條思想。高二的某一天，我的吳姓好友，他父親任職於國安局，他告訴我說：「政府要關《文星》，你要趕快去買，否則買不到了。」於是，我下課後就到中華路的文星書店，果然是人潮洶湧、大排長龍，可惜我口袋的錢不多，只搶了幾本小書。當時心裡十分困惑，「為什麼政府那麼怕《文星》？」
我的困惑反映到我的作文上，開始用批判的筆法，表達我對於《文星》事件的不滿。徐老師評閱後，就把我叫到辦公室，委婉勸我說：「你不是不能批評政府，批評時局，但要記得孫中山先生講的『革命的基礎在於高深的學問』，先要讀好書，才有資格去論斷是非。」
這些話我聽進去了，因為武俠小說的啟示是要先練好武功，才能行走江湖，縱橫天下，文章不也是如此？
借助於我的「速讀強記」的密訣，我在高一及高二的國文、歷史、地理等科目，都取得領先的名次，但這方法似乎對英文沒效，也許是沒有學習興趣，也不想浪費時間去學洋文，抱著「義和團」的心態，使我完全放棄英文。可是，很不幸的是高二的導師是教英文的葉老師，他不僅強調英文的重要性，而且在學校旁邊自設補習班。我們班長林輝煌就是班上的「領頭羊」，負責帶領同學參加課後輔導。可是，我就是不參加，也不讀英文，每次考試，當然倒數第一。相對其他文科的鶴立雞群，更顯得我對英文一門課的藐視態度。最終是激怒了葉老師，在上課時公開表示要我轉學，沒想到這對我是突破現狀，成為自由人的契機。
失學在家自修
因為英文老師迫我「走路」，我向父親表示必須轉學，他也支持我換環境，於是在一九六八年暑假，我到台南報考插班，靠著超強的文科支持，雖然英文只考十分，我仍然考上台南二中（南一中當年沒收高三轉學生）。可是當我到學校報到時，就打了退堂鼓，因為同學全部講台語，而我根本是「外國人」，一句都聽不懂。乘著父親到國外開會的機會，我得到母親的金錢支助，私下報名台大附近的「學府補習班」，展開為期一年的自學計畫。待父親返國時，只有無奈接受這令他頭疼的事實。而我，可以自由地思考如何克服聯考的難關。
當年的聯考制度是一年一試定終身的設計，考試科目無論是甲組（理工）、乙組（文史）、丙組（醫學）、丁組（法商）都是考六科，每科都是一百分，憑分數決定勝負，從台大到最後私立學院，依志願的次序排列分發，錄取率約三成，完全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博弈。這種競技對我並不是太難的挑戰，因為我對文科（國文、歷史、地理、三民主義）都成竹在胸，數學靠補習班的考前猜題，英文放棄。於是在這大戰略之下，展開一年苦讀，雖未頭懸樑、錐刺股，但也每天投入十六小時唸書，支持我的，就是牆上掛的〈麥克阿瑟為子祈禱文〉，我知道：「只要成功，眾人緘默。」
受到《富蘭克林傳》的啟迪，我學習他的做事方法，即先訂計畫，再按部就班的行動，並不時評估實施的成效。我定出了全年的讀書計畫，按週執行，並配合補習班的模擬考，作為評估讀書的效果，如此進行了半年，我即有信心的對父親說：「我一定會考上。」當然，我不知道他的想法，至少，他一直在精神及物質上支持我。在這過程中，我發現考試是最好的評估實力方法，在各科的考試中，很容易找出自己的弱點，而提醒我必須補強。這大大改變我對考試的態度，從厭惡考試到喜歡考試，視考試比喻為在沙灘上找搜尋隱藏其中的地雷，找到的地雷愈多，被炸死的可能性愈小。
脫離學校制式教育的框架，使我深深感覺到自由人的可貴，但是，自由要以「自治」為基礎。白天在家自修，晚上去補習，持之以恆的念書，最重要的是克服自己的惰性，就如《聖經》所言：「攻克己心，教身服我。」不知為什麼，我始終有強烈的自信心認為我一定會成功。所以內心始終有火燒般的熱情，投入我自己定的「聯考大戰略」，自由的環境使我可以依自己的各科實力，彈性調整讀書的時間與進度，不必考慮任何的外在干擾，我終於了解古希臘雅典為什麼能超越斯巴達的原因了，因為沒有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需要什麼。給予正常人自由的空間，他會依自己的利益與成本，擬定出最有利的行動方案，並做出理性的選擇。
一九七○年七月，我再次以同等學歷的身份投入聯考，距離上次考高中，轉瞬間已三年，但信心與實力都遠愈青澀少年的我。自忖自身實力最佳狀態可達國立大學的後幾所，最差也有私立學院可唸。我心中的理想是法律系，但不能免俗的，把法商的所有科系，從台大到文化，全部都填了，看上帝如何安排了。經過兩天的緊張應試，心中有數，雖然不失常，但也不突出，應該是有學校唸。果然，一個月後放榜，我考上中原理工學院工業管理系。周遭親友都對我能自力考上還算不錯的大學，給予高度的肯定，但他們不知道我內心非常失望，因為我發現若我不放棄英文的話，有機會考上台大。
音標都不會的文盲
對父親來說，我能考上口碑還不錯的中原，他是非常欣慰，嘉許有加。而我因為應付激烈的聯考，精疲力竭，心想，還是去學校報到吧！九月開學，我選擇住校，和來自台灣南北各地的同學，一同享受新鮮人的熱鬧生活，舉凡選課、社團、住宿等，莫不是新奇的經驗，我很快的，就結交了不少的新朋友。但是困擾的問題接踵而至，我發現一年級必選修的六門課，除了「國文」之外，「經濟學」、「管理學」、「普通物理」、「微積分」、「大一英文」全部都是用原文書。天啊！我是連音標都不會的「文盲」，怎麼可能生存下去？
開學後不久，我已經下定決心要休學，用一年的時間去補救英文。就在是年的中秋節晚上，我在校園賞月晚會上對我同寢室的朋友，宣佈我的決定，沒想到，當場就有一位同學響應，說：「要走一齊走，我也想再拼一次。」大夥兒有的鼓勵，有的勸阻，反正都無法改變我的心意，因為我內心有說不出的感覺，告訴我說；「知難行易，就去做吧！」
第二天上午，我到教務處辦休學，教務主任劉家煜教授是我教會的長老，他都不知道我考上中原，卻很友善的在我的申請書上簽了字。於是，我就將行李放在計程車上，直接開回台北的家。中午到家，父親從學校回來，非常驚訝看到我在家，連問出了什麼事，我說：「我辦休學了，我要重考。」這下子，我的父親生氣了，他說：「我是學教育的，也知道你的智力IQ，你能考上中原，我已經非常滿意了，不要好高騖遠，好不好？」也許我是年輕氣盛，當場就回了一句：「我跪著唸，也要考上台大。」說完就後悔了，父親不發一語，他雖然是輔導學的專家，但也不知要如何應付這奇特的「個案」。倒是母親拿出五千元給我，說：「再去補習看看。」我真的非常感動。立即到專門教英文的聖約翰補習班報名，從音標班開始，再讀初中、高中英文，也就是從初級班開始按部就班的從頭學起。我計劃以一年的時間，去追別人六年的英文實力，真是「不可能的任務」，也許是父母的優秀遺傳給了我，第二年，我聯考的英文居然及格了。
「冬天來了，春天也就不遠了。」我日夜苦讀的成果，陸續展現出不容小覷的實力，教會中的北一女、建中的同學開始以我為勁敵，各種疑難雜症的怪題目，紛至沓來，我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因應自如。有一天，我的好友，師大附中的高材生對我說：「依你的實力，保證台大。」我回答說：「自古皆以成敗論英雄，以我這初中、高中都沒畢業的考生，只有聯考成績，才是真實的，否則再怎麼吹牛，又有誰相信呢？」
公平的聯考制度
台灣的聯考還是公平的，不論性別、家世、省籍、階段，考生在聯考之前，人人平等，憑自身的實力與應考的心理狀態，決定勝負。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二日的聯考，是我人生戰場最重要的一次考驗，第一天第一堂的國文，先傳捷報，除了作文，測驗題居然全有把握答對，事後證明是拿了滿分。第二堂數學雖是我的弱項，但也勉強過關。下午考歷史，有如神助，下筆行雲流水，面對縱橫古今中外史實的考題，毫不猶豫，心知又下一城。
第二天第一節考英文，對我是關鍵一戰，所幸是次考題不難，生字、片語、文法都不冷僻，與補習班的模擬試題若合符節。只是最後一道的「閱讀測驗」，許多字彙，我都不認得，上下文義無法掌握，盲人摸象猜了幾題，心想：「這世界是公平的，哪有可能只讀一年，就能抵別人六年的努力？」最後，不得不面對現實，提早繳卷。接下來的三民主義考試，是最容易的一科，因為只有兩冊標準本，與國文歷史、地理等科至少六本以上的內容，都是一百分，顯見與當年威權時代政治思想的地位，我本來就崇拜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事功，把三民主義教科書背得爛熟，面對不出框架的考題，自然應付裕如，輕騎過關。
真正出人意外的是，下午考的最後一科地理試題是奇難無比，許多題目是出自課本上地圖中的小地方，課文中是找不到的。所以，整個考場充滿了秋決肅殺氛圍，所幸我的記憶力發揮作用，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情一一拆解難題，考完時身體接近虛脫，步行出試場，發現大夥考生毫無解放後的喜悅，而在外焦慮等候考生的陪考家長，也感染到茫然不確定的情緒，數以千計的人群，漠然的走出校門。我想，這種一試定終身的科舉文化，是否已連續演了一千多年了？
回到家，父母都關切的詢問，我無言以對。過去幾年的經驗，使我深刻了解中國文化的現實主義，「成王敗寇」沒有什麼道理，只問結果，不問過程。贏，就是硬道理。這場考試，我自信表現不錯，但對其他萬千競爭者的答題情況，卻一無所知。因為聯考不是論個別實力，而是比分數高低。
考試以後大約三個星期才會寄發成績單，公佈考生分數的高低排序之比例。我與其他人一樣，都是在焦急與期待的情緒下，度過這段等待放榜的日子。此時，重拾荒廢兩年沒有接觸的「課外書」及雜誌，就成為打發時間最佳良劑。
現代范進中舉
一九七一年七月下旬放榜，我拿到成績單，看到成績的那一剎時，反應和《儒林外史》的范進中舉，差距不大。從成績就知道，我考上了心中的第一志願─台大法律系司法組。連忙騎上腳踏車衝到父親的學校，告訴他這好消息，難免驕傲的說：「這下子，您看走眼了吧！」沒想到，父親幽默回答：「你要知道，任何心理測驗都有誤差，你算是另類個案。」管他的，我反正已經樂昏頭了。其後幾天，耳中充滿了錦上添花的讚譽，讓長期飽受冷眼的我，久久無法適應。
倒是叔公畢竟是閱歷豐富，他請我到今日百貨公司廣東飲茶餐廳吃飯，一方面教導我要謹記中國「謙受益、滿招損」的名訓，另方面，他也給了我一個大紅包，要我去買包括梁啟超、羅家倫、蔣夢麟等人的書來念，做一些「思想準備」。這精神與物質上的獎勵，對我影響深遠。
退出聯大的前夕
放榜之後，我知道即將成為台大法學院的新鮮人，自然開始注意到當時已如火如荼開展的「保護釣魚台」運動，以及相關的政治參與熱潮，隱然對長期一黨獨大的國民黨政權進行挑戰。於是，我開始閱讀當時最重要的政論刊物─《大學》雜誌。接觸到「革新保台」的思想。
從一九七○年代開始，蔣介石年事已高，逐步安排兒子蔣經國接班，為了爭取知識青年的支持，透過救國團主任李煥，執行長宋時選開始與大學校園的年輕教授及社會意見領袖接觸，由青商會長張沼文提議召開「青年國是會議」，並以此為基礎，鼓吹言論報國。於是，在當局的授意下，一些青年才俊接手現成的《大學》雜誌，改組網羅了當時學術、政治、企業界的新生代人才，於一九七一年元月正式改組。並在元月號刊出以台大教授劉福增、陳鼓應及青高會長張沼文聯名發表的〈給蔣經國先生的信〉，建議：( 1 )多接觸想講真心話的人；( 2 )提供一個說話的場所；( 3 )若有青年人被列入「安全紀錄」而影響到工作或出國時，請給予申辯和解釋的機會。這文章點燃了連續幾年的言論自由批評時政的野火，無論是針對萬年國會、或外交困境，都引發朝野高度關注。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對全美電視廣播，發表國務卿季辛吉與中共總理周恩來的共同聲明，震撼了台灣全島，顯示台灣外交情況惡化昇高，國家前途何去何從，成為《大學》雜誌的熱門話題。這大環境的巨變，我逐漸了解不可能置身事外，改革潮流勢不可擋，問題是我還沒準備好，沒有能力去參與改變。然而，幾天後的大學放榜，提供了我進台大，也開啟了我參與台灣政治轉型的機會之窗了。
若說青少年階段最重要的是交友，在我可算是幸運的遇到學校團契的高三吳學長，他非常喜歡涉獵各種知識。因為他家靠近牯嶺街，當年舊書攤的所在地，所以，他經常帶我去逛書市，介紹我買文史哲的叢書來看。我特別喜歡買一本一元的風漬書，有政治正確的國父的《三民主義演講本》，蔣公推薦的《荒漠甘泉》，蔣經國的《風雨中的寧靜》等，此外，我也開始接觸商務印書館的「人人文庫」；中華書局的譯叢；世界書局的歷代演義；文化書局的古代尺牘等，我不僅閱讀，而且寫讀書心得寄給學長，他雖然有聯考壓力，但有信必回，如此書信往返間，我的作文開始進步了。
在眾多的課外書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偉人傳記，諸如《拿破崙傳》、《俾斯麥傳》、《富蘭克林傳》等等，也有類似傳記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基督山恩仇記》、《大衛考伯菲爾》等，透過這些人物的成長經歷，無形中激勵我產生「大丈夫當如是」的意志。我察覺到偉人與平凡人之差異，不在於外在環境與自身條件，而是精神上的元素，我開始產生一種說不出的自信，相信我有能力脫穎而出。
當然，自信是要靠外在世界的肯定，才會產生相互增強的效果。除了叔公、父親不時給予我精神鼓勵之外，高二國文老師徐湛先生扮演關鍵的推手。他有安徽桐城正統古文訓練的底子。飽讀經書、專攻唐律。惜因戰亂中輟了研究所的學業，滿腹經文，但遇到不可教的孺子，在態度上，可說是視而不見。不知徐老師看上我的哪一點，對我特別照顧，不僅教我細讀《古文觀止》、《東萊博識》等古書，且對我的作文，逐字修改，句句推敲，並予以眉批評註。如此一年的教導，使我文筆大進。徐老師還推薦我參加全省作文比賽，但可能是因為不適應那種八股文，並未得到任何名次，可是這鼓勵對我這「醜小鴨」來說，可是意義重大。
因為廣泛涉獵課外書，自然而然就接觸到引起爭論的《文星》雜誌，及文星出版社所推出的一系列文章，介紹歐美現代化的思潮。特別是李敖開始主編《文星》雜誌，開始走批判路線，對我產生莫大的思想刺激。我在牯嶺街的尋寶時，就已經拜讀了柏楊的評論小冊，再而接觸到殷海光在《自由中國》的論述，自始產生多元的思想。一九六五年，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批孔揚秦運動，對中國文化的負面攻擊，台灣蔣介石就大力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文星》掀起了文化論戰，傳統派與現代化派水火不容，雖然相互攻訐，但卻動搖了黨國威權主義的一元化教條思想。高二的某一天，我的吳姓好友，他父親任職於國安局，他告訴我說：「政府要關《文星》，你要趕快去買，否則買不到了。」於是，我下課後就到中華路的文星書店，果然是人潮洶湧、大排長龍，可惜我口袋的錢不多，只搶了幾本小書。當時心裡十分困惑，「為什麼政府那麼怕《文星》？」
我的困惑反映到我的作文上，開始用批判的筆法，表達我對於《文星》事件的不滿。徐老師評閱後，就把我叫到辦公室，委婉勸我說：「你不是不能批評政府，批評時局，但要記得孫中山先生講的『革命的基礎在於高深的學問』，先要讀好書，才有資格去論斷是非。」
這些話我聽進去了，因為武俠小說的啟示是要先練好武功，才能行走江湖，縱橫天下，文章不也是如此？
借助於我的「速讀強記」的密訣，我在高一及高二的國文、歷史、地理等科目，都取得領先的名次，但這方法似乎對英文沒效，也許是沒有學習興趣，也不想浪費時間去學洋文，抱著「義和團」的心態，使我完全放棄英文。可是，很不幸的是高二的導師是教英文的葉老師，他不僅強調英文的重要性，而且在學校旁邊自設補習班。我們班長林輝煌就是班上的「領頭羊」，負責帶領同學參加課後輔導。可是，我就是不參加，也不讀英文，每次考試，當然倒數第一。相對其他文科的鶴立雞群，更顯得我對英文一門課的藐視態度。最終是激怒了葉老師，在上課時公開表示要我轉學，沒想到這對我是突破現狀，成為自由人的契機。
失學在家自修
因為英文老師迫我「走路」，我向父親表示必須轉學，他也支持我換環境，於是在一九六八年暑假，我到台南報考插班，靠著超強的文科支持，雖然英文只考十分，我仍然考上台南二中（南一中當年沒收高三轉學生）。可是當我到學校報到時，就打了退堂鼓，因為同學全部講台語，而我根本是「外國人」，一句都聽不懂。乘著父親到國外開會的機會，我得到母親的金錢支助，私下報名台大附近的「學府補習班」，展開為期一年的自學計畫。待父親返國時，只有無奈接受這令他頭疼的事實。而我，可以自由地思考如何克服聯考的難關。
當年的聯考制度是一年一試定終身的設計，考試科目無論是甲組（理工）、乙組（文史）、丙組（醫學）、丁組（法商）都是考六科，每科都是一百分，憑分數決定勝負，從台大到最後私立學院，依志願的次序排列分發，錄取率約三成，完全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博弈。這種競技對我並不是太難的挑戰，因為我對文科（國文、歷史、地理、三民主義）都成竹在胸，數學靠補習班的考前猜題，英文放棄。於是在這大戰略之下，展開一年苦讀，雖未頭懸樑、錐刺股，但也每天投入十六小時唸書，支持我的，就是牆上掛的〈麥克阿瑟為子祈禱文〉，我知道：「只要成功，眾人緘默。」
受到《富蘭克林傳》的啟迪，我學習他的做事方法，即先訂計畫，再按部就班的行動，並不時評估實施的成效。我定出了全年的讀書計畫，按週執行，並配合補習班的模擬考，作為評估讀書的效果，如此進行了半年，我即有信心的對父親說：「我一定會考上。」當然，我不知道他的想法，至少，他一直在精神及物質上支持我。在這過程中，我發現考試是最好的評估實力方法，在各科的考試中，很容易找出自己的弱點，而提醒我必須補強。這大大改變我對考試的態度，從厭惡考試到喜歡考試，視考試比喻為在沙灘上找搜尋隱藏其中的地雷，找到的地雷愈多，被炸死的可能性愈小。
脫離學校制式教育的框架，使我深深感覺到自由人的可貴，但是，自由要以「自治」為基礎。白天在家自修，晚上去補習，持之以恆的念書，最重要的是克服自己的惰性，就如《聖經》所言：「攻克己心，教身服我。」不知為什麼，我始終有強烈的自信心認為我一定會成功。所以內心始終有火燒般的熱情，投入我自己定的「聯考大戰略」，自由的環境使我可以依自己的各科實力，彈性調整讀書的時間與進度，不必考慮任何的外在干擾，我終於了解古希臘雅典為什麼能超越斯巴達的原因了，因為沒有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需要什麼。給予正常人自由的空間，他會依自己的利益與成本，擬定出最有利的行動方案，並做出理性的選擇。
一九七○年七月，我再次以同等學歷的身份投入聯考，距離上次考高中，轉瞬間已三年，但信心與實力都遠愈青澀少年的我。自忖自身實力最佳狀態可達國立大學的後幾所，最差也有私立學院可唸。我心中的理想是法律系，但不能免俗的，把法商的所有科系，從台大到文化，全部都填了，看上帝如何安排了。經過兩天的緊張應試，心中有數，雖然不失常，但也不突出，應該是有學校唸。果然，一個月後放榜，我考上中原理工學院工業管理系。周遭親友都對我能自力考上還算不錯的大學，給予高度的肯定，但他們不知道我內心非常失望，因為我發現若我不放棄英文的話，有機會考上台大。
音標都不會的文盲
對父親來說，我能考上口碑還不錯的中原，他是非常欣慰，嘉許有加。而我因為應付激烈的聯考，精疲力竭，心想，還是去學校報到吧！九月開學，我選擇住校，和來自台灣南北各地的同學，一同享受新鮮人的熱鬧生活，舉凡選課、社團、住宿等，莫不是新奇的經驗，我很快的，就結交了不少的新朋友。但是困擾的問題接踵而至，我發現一年級必選修的六門課，除了「國文」之外，「經濟學」、「管理學」、「普通物理」、「微積分」、「大一英文」全部都是用原文書。天啊！我是連音標都不會的「文盲」，怎麼可能生存下去？
開學後不久，我已經下定決心要休學，用一年的時間去補救英文。就在是年的中秋節晚上，我在校園賞月晚會上對我同寢室的朋友，宣佈我的決定，沒想到，當場就有一位同學響應，說：「要走一齊走，我也想再拼一次。」大夥兒有的鼓勵，有的勸阻，反正都無法改變我的心意，因為我內心有說不出的感覺，告訴我說；「知難行易，就去做吧！」
第二天上午，我到教務處辦休學，教務主任劉家煜教授是我教會的長老，他都不知道我考上中原，卻很友善的在我的申請書上簽了字。於是，我就將行李放在計程車上，直接開回台北的家。中午到家，父親從學校回來，非常驚訝看到我在家，連問出了什麼事，我說：「我辦休學了，我要重考。」這下子，我的父親生氣了，他說：「我是學教育的，也知道你的智力IQ，你能考上中原，我已經非常滿意了，不要好高騖遠，好不好？」也許我是年輕氣盛，當場就回了一句：「我跪著唸，也要考上台大。」說完就後悔了，父親不發一語，他雖然是輔導學的專家，但也不知要如何應付這奇特的「個案」。倒是母親拿出五千元給我，說：「再去補習看看。」我真的非常感動。立即到專門教英文的聖約翰補習班報名，從音標班開始，再讀初中、高中英文，也就是從初級班開始按部就班的從頭學起。我計劃以一年的時間，去追別人六年的英文實力，真是「不可能的任務」，也許是父母的優秀遺傳給了我，第二年，我聯考的英文居然及格了。
「冬天來了，春天也就不遠了。」我日夜苦讀的成果，陸續展現出不容小覷的實力，教會中的北一女、建中的同學開始以我為勁敵，各種疑難雜症的怪題目，紛至沓來，我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因應自如。有一天，我的好友，師大附中的高材生對我說：「依你的實力，保證台大。」我回答說：「自古皆以成敗論英雄，以我這初中、高中都沒畢業的考生，只有聯考成績，才是真實的，否則再怎麼吹牛，又有誰相信呢？」
公平的聯考制度
台灣的聯考還是公平的，不論性別、家世、省籍、階段，考生在聯考之前，人人平等，憑自身的實力與應考的心理狀態，決定勝負。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二日的聯考，是我人生戰場最重要的一次考驗，第一天第一堂的國文，先傳捷報，除了作文，測驗題居然全有把握答對，事後證明是拿了滿分。第二堂數學雖是我的弱項，但也勉強過關。下午考歷史，有如神助，下筆行雲流水，面對縱橫古今中外史實的考題，毫不猶豫，心知又下一城。
第二天第一節考英文，對我是關鍵一戰，所幸是次考題不難，生字、片語、文法都不冷僻，與補習班的模擬試題若合符節。只是最後一道的「閱讀測驗」，許多字彙，我都不認得，上下文義無法掌握，盲人摸象猜了幾題，心想：「這世界是公平的，哪有可能只讀一年，就能抵別人六年的努力？」最後，不得不面對現實，提早繳卷。接下來的三民主義考試，是最容易的一科，因為只有兩冊標準本，與國文歷史、地理等科至少六本以上的內容，都是一百分，顯見與當年威權時代政治思想的地位，我本來就崇拜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事功，把三民主義教科書背得爛熟，面對不出框架的考題，自然應付裕如，輕騎過關。
真正出人意外的是，下午考的最後一科地理試題是奇難無比，許多題目是出自課本上地圖中的小地方，課文中是找不到的。所以，整個考場充滿了秋決肅殺氛圍，所幸我的記憶力發揮作用，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情一一拆解難題，考完時身體接近虛脫，步行出試場，發現大夥考生毫無解放後的喜悅，而在外焦慮等候考生的陪考家長，也感染到茫然不確定的情緒，數以千計的人群，漠然的走出校門。我想，這種一試定終身的科舉文化，是否已連續演了一千多年了？
回到家，父母都關切的詢問，我無言以對。過去幾年的經驗，使我深刻了解中國文化的現實主義，「成王敗寇」沒有什麼道理，只問結果，不問過程。贏，就是硬道理。這場考試，我自信表現不錯，但對其他萬千競爭者的答題情況，卻一無所知。因為聯考不是論個別實力，而是比分數高低。
考試以後大約三個星期才會寄發成績單，公佈考生分數的高低排序之比例。我與其他人一樣，都是在焦急與期待的情緒下，度過這段等待放榜的日子。此時，重拾荒廢兩年沒有接觸的「課外書」及雜誌，就成為打發時間最佳良劑。
現代范進中舉
一九七一年七月下旬放榜，我拿到成績單，看到成績的那一剎時，反應和《儒林外史》的范進中舉，差距不大。從成績就知道，我考上了心中的第一志願─台大法律系司法組。連忙騎上腳踏車衝到父親的學校，告訴他這好消息，難免驕傲的說：「這下子，您看走眼了吧！」沒想到，父親幽默回答：「你要知道，任何心理測驗都有誤差，你算是另類個案。」管他的，我反正已經樂昏頭了。其後幾天，耳中充滿了錦上添花的讚譽，讓長期飽受冷眼的我，久久無法適應。
倒是叔公畢竟是閱歷豐富，他請我到今日百貨公司廣東飲茶餐廳吃飯，一方面教導我要謹記中國「謙受益、滿招損」的名訓，另方面，他也給了我一個大紅包，要我去買包括梁啟超、羅家倫、蔣夢麟等人的書來念，做一些「思想準備」。這精神與物質上的獎勵，對我影響深遠。
退出聯大的前夕
放榜之後，我知道即將成為台大法學院的新鮮人，自然開始注意到當時已如火如荼開展的「保護釣魚台」運動，以及相關的政治參與熱潮，隱然對長期一黨獨大的國民黨政權進行挑戰。於是，我開始閱讀當時最重要的政論刊物─《大學》雜誌。接觸到「革新保台」的思想。
從一九七○年代開始，蔣介石年事已高，逐步安排兒子蔣經國接班，為了爭取知識青年的支持，透過救國團主任李煥，執行長宋時選開始與大學校園的年輕教授及社會意見領袖接觸，由青商會長張沼文提議召開「青年國是會議」，並以此為基礎，鼓吹言論報國。於是，在當局的授意下，一些青年才俊接手現成的《大學》雜誌，改組網羅了當時學術、政治、企業界的新生代人才，於一九七一年元月正式改組。並在元月號刊出以台大教授劉福增、陳鼓應及青高會長張沼文聯名發表的〈給蔣經國先生的信〉，建議：( 1 )多接觸想講真心話的人；( 2 )提供一個說話的場所；( 3 )若有青年人被列入「安全紀錄」而影響到工作或出國時，請給予申辯和解釋的機會。這文章點燃了連續幾年的言論自由批評時政的野火，無論是針對萬年國會、或外交困境，都引發朝野高度關注。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對全美電視廣播，發表國務卿季辛吉與中共總理周恩來的共同聲明，震撼了台灣全島，顯示台灣外交情況惡化昇高，國家前途何去何從，成為《大學》雜誌的熱門話題。這大環境的巨變，我逐漸了解不可能置身事外，改革潮流勢不可擋，問題是我還沒準備好，沒有能力去參與改變。然而，幾天後的大學放榜，提供了我進台大，也開啟了我參與台灣政治轉型的機會之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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