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嶺街的舊書攤

若說青少年階段最重要的是交友,在我可算是幸運的遇到學校團契的高三吳學長,他非常喜歡涉獵各種知識。因為他家靠近牯嶺街,當年舊書攤的所在地,所以,他經常帶我去逛書市,介紹我買文史哲的叢書來看。我特別喜歡買一本一元的風漬書,有政治正確的國父的《三民主義演講本》,蔣公推薦的《荒漠甘泉》,蔣經國的《風雨中的寧靜》等,此外,我也開始接觸商務印書館的「人人文庫」;中華書局的譯叢;世界書局的歷代演義;文化書局的古代尺牘等,我不僅閱讀,而且寫讀書心得寄給學長,他雖然有聯考壓力,但有信必回,如此書信往返間,我的作文開始進步了。

在眾多的課外書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偉人傳記,諸如《拿破崙傳》、《俾斯麥傳》、《富蘭克林傳》等等,也有類似傳記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基督山恩仇記》、《大衛考伯菲爾》等,透過這些人物的成長經歷,無形中激勵我產生「大丈夫當如是」的意志。我察覺到偉人與平凡人之差異,不在於外在環境與自身條件,而是精神上的元素,我開始產生一種說不出的自信,相信我有能力脫穎而出。

當然,自信是要靠外在世界的肯定,才會產生相互增強的效果。除了叔公、父親不時給予我精神鼓勵之外,高二國文老師徐湛先生扮演關鍵的推手。他有安徽桐城正統古文訓練的底子。飽讀經書、專攻唐律。惜因戰亂中輟了研究所的學業,滿腹經文,但遇到不可教的孺子,在態度上,可說是視而不見。不知徐老師看上我的哪一點,對我特別照顧,不僅教我細讀《古文觀止》、《東萊博識》等古書,且對我的作文,逐字修改,句句推敲,並予以眉批評註。如此一年的教導,使我文筆大進。徐老師還推薦我參加全省作文比賽,但可能是因為不適應那種八股文,並未得到任何名次,可是這鼓勵對我這「醜小鴨」來說,可是意義重大。

因為廣泛涉獵課外書,自然而然就接觸到引起爭論的《文星》雜誌,及文星出版社所推出的一系列文章,介紹歐美現代化的思潮。特別是李敖開始主編《文星》雜誌,開始走批判路線,對我產生莫大的思想刺激。我在牯嶺街的尋寶時,就已經拜讀了柏楊的評論小冊,再而接觸到殷海光在《自由中國》的論述,自始產生多元的思想。一九六五年,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批孔揚秦運動,對中國文化的負面攻擊,台灣蔣介石就大力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文星》掀起了文化論戰,傳統派與現代化派水火不容,雖然相互攻訐,但卻動搖了黨國威權主義的一元化教條思想。高二的某一天,我的吳姓好友,他父親任職於國安局,他告訴我說:「政府要關《文星》,你要趕快去買,否則買不到了。」於是,我下課後就到中華路的文星書店,果然是人潮洶湧、大排長龍,可惜我口袋的錢不多,只搶了幾本小書。當時心裡十分困惑,「為什麼政府那麼怕《文星》?」

我的困惑反映到我的作文上,開始用批判的筆法,表達我對於《文星》事件的不滿。徐老師評閱後,就把我叫到辦公室,委婉勸我說:「你不是不能批評政府,批評時局,但要記得孫中山先生講的『革命的基礎在於高深的學問』,先要讀好書,才有資格去論斷是非。」

這些話我聽進去了,因為武俠小說的啟示是要先練好武功,才能行走江湖,縱橫天下,文章不也是如此?
借助於我的「速讀強記」的密訣,我在高一及高二的國文、歷史、地理等科目,都取得領先的名次,但這方法似乎對英文沒效,也許是沒有學習興趣,也不想浪費時間去學洋文,抱著「義和團」的心態,使我完全放棄英文。可是,很不幸的是高二的導師是教英文的葉老師,他不僅強調英文的重要性,而且在學校旁邊自設補習班。我們班長林輝煌就是班上的「領頭羊」,負責帶領同學參加課後輔導。可是,我就是不參加,也不讀英文,每次考試,當然倒數第一。相對其他文科的鶴立雞群,更顯得我對英文一門課的藐視態度。最終是激怒了葉老師,在上課時公開表示要我轉學,沒想到這對我是突破現狀,成為自由人的契機。

失學在家自修

因為英文老師迫我「走路」,我向父親表示必須轉學,他也支持我換環境,於是在一九六八年暑假,我到台南報考插班,靠著超強的文科支持,雖然英文只考十分,我仍然考上台南二中(南一中當年沒收高三轉學生)。可是當我到學校報到時,就打了退堂鼓,因為同學全部講台語,而我根本是「外國人」,一句都聽不懂。乘著父親到國外開會的機會,我得到母親的金錢支助,私下報名台大附近的「學府補習班」,展開為期一年的自學計畫。待父親返國時,只有無奈接受這令他頭疼的事實。而我,可以自由地思考如何克服聯考的難關。

當年的聯考制度是一年一試定終身的設計,考試科目無論是甲組(理工)、乙組(文史)、丙組(醫學)、丁組(法商)都是考六科,每科都是一百分,憑分數決定勝負,從台大到最後私立學院,依志願的次序排列分發,錄取率約三成,完全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博弈。這種競技對我並不是太難的挑戰,因為我對文科(國文、歷史、地理、三民主義)都成竹在胸,數學靠補習班的考前猜題,英文放棄。於是在這大戰略之下,展開一年苦讀,雖未頭懸樑、錐刺股,但也每天投入十六小時唸書,支持我的,就是牆上掛的〈麥克阿瑟為子祈禱文〉,我知道:「只要成功,眾人緘默。」

受到《富蘭克林傳》的啟迪,我學習他的做事方法,即先訂計畫,再按部就班的行動,並不時評估實施的成效。我定出了全年的讀書計畫,按週執行,並配合補習班的模擬考,作為評估讀書的效果,如此進行了半年,我即有信心的對父親說:「我一定會考上。」當然,我不知道他的想法,至少,他一直在精神及物質上支持我。在這過程中,我發現考試是最好的評估實力方法,在各科的考試中,很容易找出自己的弱點,而提醒我必須補強。這大大改變我對考試的態度,從厭惡考試到喜歡考試,視考試比喻為在沙灘上找搜尋隱藏其中的地雷,找到的地雷愈多,被炸死的可能性愈小。

脫離學校制式教育的框架,使我深深感覺到自由人的可貴,但是,自由要以「自治」為基礎。白天在家自修,晚上去補習,持之以恆的念書,最重要的是克服自己的惰性,就如《聖經》所言:「攻克己心,教身服我。」不知為什麼,我始終有強烈的自信心認為我一定會成功。所以內心始終有火燒般的熱情,投入我自己定的「聯考大戰略」,自由的環境使我可以依自己的各科實力,彈性調整讀書的時間與進度,不必考慮任何的外在干擾,我終於了解古希臘雅典為什麼能超越斯巴達的原因了,因為沒有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需要什麼。給予正常人自由的空間,他會依自己的利益與成本,擬定出最有利的行動方案,並做出理性的選擇。

一九七○年七月,我再次以同等學歷的身份投入聯考,距離上次考高中,轉瞬間已三年,但信心與實力都遠愈青澀少年的我。自忖自身實力最佳狀態可達國立大學的後幾所,最差也有私立學院可唸。我心中的理想是法律系,但不能免俗的,把法商的所有科系,從台大到文化,全部都填了,看上帝如何安排了。經過兩天的緊張應試,心中有數,雖然不失常,但也不突出,應該是有學校唸。果然,一個月後放榜,我考上中原理工學院工業管理系。周遭親友都對我能自力考上還算不錯的大學,給予高度的肯定,但他們不知道我內心非常失望,因為我發現若我不放棄英文的話,有機會考上台大。

音標都不會的文盲

對父親來說,我能考上口碑還不錯的中原,他是非常欣慰,嘉許有加。而我因為應付激烈的聯考,精疲力竭,心想,還是去學校報到吧!九月開學,我選擇住校,和來自台灣南北各地的同學,一同享受新鮮人的熱鬧生活,舉凡選課、社團、住宿等,莫不是新奇的經驗,我很快的,就結交了不少的新朋友。但是困擾的問題接踵而至,我發現一年級必選修的六門課,除了「國文」之外,「經濟學」、「管理學」、「普通物理」、「微積分」、「大一英文」全部都是用原文書。天啊!我是連音標都不會的「文盲」,怎麼可能生存下去?

開學後不久,我已經下定決心要休學,用一年的時間去補救英文。就在是年的中秋節晚上,我在校園賞月晚會上對我同寢室的朋友,宣佈我的決定,沒想到,當場就有一位同學響應,說:「要走一齊走,我也想再拼一次。」大夥兒有的鼓勵,有的勸阻,反正都無法改變我的心意,因為我內心有說不出的感覺,告訴我說;「知難行易,就去做吧!」

第二天上午,我到教務處辦休學,教務主任劉家煜教授是我教會的長老,他都不知道我考上中原,卻很友善的在我的申請書上簽了字。於是,我就將行李放在計程車上,直接開回台北的家。中午到家,父親從學校回來,非常驚訝看到我在家,連問出了什麼事,我說:「我辦休學了,我要重考。」這下子,我的父親生氣了,他說:「我是學教育的,也知道你的智力IQ,你能考上中原,我已經非常滿意了,不要好高騖遠,好不好?」也許我是年輕氣盛,當場就回了一句:「我跪著唸,也要考上台大。」說完就後悔了,父親不發一語,他雖然是輔導學的專家,但也不知要如何應付這奇特的「個案」。倒是母親拿出五千元給我,說:「再去補習看看。」我真的非常感動。立即到專門教英文的聖約翰補習班報名,從音標班開始,再讀初中、高中英文,也就是從初級班開始按部就班的從頭學起。我計劃以一年的時間,去追別人六年的英文實力,真是「不可能的任務」,也許是父母的優秀遺傳給了我,第二年,我聯考的英文居然及格了。

「冬天來了,春天也就不遠了。」我日夜苦讀的成果,陸續展現出不容小覷的實力,教會中的北一女、建中的同學開始以我為勁敵,各種疑難雜症的怪題目,紛至沓來,我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因應自如。有一天,我的好友,師大附中的高材生對我說:「依你的實力,保證台大。」我回答說:「自古皆以成敗論英雄,以我這初中、高中都沒畢業的考生,只有聯考成績,才是真實的,否則再怎麼吹牛,又有誰相信呢?」

公平的聯考制度

台灣的聯考還是公平的,不論性別、家世、省籍、階段,考生在聯考之前,人人平等,憑自身的實力與應考的心理狀態,決定勝負。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二日的聯考,是我人生戰場最重要的一次考驗,第一天第一堂的國文,先傳捷報,除了作文,測驗題居然全有把握答對,事後證明是拿了滿分。第二堂數學雖是我的弱項,但也勉強過關。下午考歷史,有如神助,下筆行雲流水,面對縱橫古今中外史實的考題,毫不猶豫,心知又下一城。

第二天第一節考英文,對我是關鍵一戰,所幸是次考題不難,生字、片語、文法都不冷僻,與補習班的模擬試題若合符節。只是最後一道的「閱讀測驗」,許多字彙,我都不認得,上下文義無法掌握,盲人摸象猜了幾題,心想:「這世界是公平的,哪有可能只讀一年,就能抵別人六年的努力?」最後,不得不面對現實,提早繳卷。接下來的三民主義考試,是最容易的一科,因為只有兩冊標準本,與國文歷史、地理等科至少六本以上的內容,都是一百分,顯見與當年威權時代政治思想的地位,我本來就崇拜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事功,把三民主義教科書背得爛熟,面對不出框架的考題,自然應付裕如,輕騎過關。

真正出人意外的是,下午考的最後一科地理試題是奇難無比,許多題目是出自課本上地圖中的小地方,課文中是找不到的。所以,整個考場充滿了秋決肅殺氛圍,所幸我的記憶力發揮作用,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情一一拆解難題,考完時身體接近虛脫,步行出試場,發現大夥考生毫無解放後的喜悅,而在外焦慮等候考生的陪考家長,也感染到茫然不確定的情緒,數以千計的人群,漠然的走出校門。我想,這種一試定終身的科舉文化,是否已連續演了一千多年了?

回到家,父母都關切的詢問,我無言以對。過去幾年的經驗,使我深刻了解中國文化的現實主義,「成王敗寇」沒有什麼道理,只問結果,不問過程。贏,就是硬道理。這場考試,我自信表現不錯,但對其他萬千競爭者的答題情況,卻一無所知。因為聯考不是論個別實力,而是比分數高低。

考試以後大約三個星期才會寄發成績單,公佈考生分數的高低排序之比例。我與其他人一樣,都是在焦急與期待的情緒下,度過這段等待放榜的日子。此時,重拾荒廢兩年沒有接觸的「課外書」及雜誌,就成為打發時間最佳良劑。

現代范進中舉

一九七一年七月下旬放榜,我拿到成績單,看到成績的那一剎時,反應和《儒林外史》的范進中舉,差距不大。從成績就知道,我考上了心中的第一志願─台大法律系司法組。連忙騎上腳踏車衝到父親的學校,告訴他這好消息,難免驕傲的說:「這下子,您看走眼了吧!」沒想到,父親幽默回答:「你要知道,任何心理測驗都有誤差,你算是另類個案。」管他的,我反正已經樂昏頭了。其後幾天,耳中充滿了錦上添花的讚譽,讓長期飽受冷眼的我,久久無法適應。

倒是叔公畢竟是閱歷豐富,他請我到今日百貨公司廣東飲茶餐廳吃飯,一方面教導我要謹記中國「謙受益、滿招損」的名訓,另方面,他也給了我一個大紅包,要我去買包括梁啟超、羅家倫、蔣夢麟等人的書來念,做一些「思想準備」。這精神與物質上的獎勵,對我影響深遠。

退出聯大的前夕

放榜之後,我知道即將成為台大法學院的新鮮人,自然開始注意到當時已如火如荼開展的「保護釣魚台」運動,以及相關的政治參與熱潮,隱然對長期一黨獨大的國民黨政權進行挑戰。於是,我開始閱讀當時最重要的政論刊物─《大學》雜誌。接觸到「革新保台」的思想。

從一九七○年代開始,蔣介石年事已高,逐步安排兒子蔣經國接班,為了爭取知識青年的支持,透過救國團主任李煥,執行長宋時選開始與大學校園的年輕教授及社會意見領袖接觸,由青商會長張沼文提議召開「青年國是會議」,並以此為基礎,鼓吹言論報國。於是,在當局的授意下,一些青年才俊接手現成的《大學》雜誌,改組網羅了當時學術、政治、企業界的新生代人才,於一九七一年元月正式改組。並在元月號刊出以台大教授劉福增、陳鼓應及青高會長張沼文聯名發表的〈給蔣經國先生的信〉,建議:( 1 )多接觸想講真心話的人;( 2 )提供一個說話的場所;( 3 )若有青年人被列入「安全紀錄」而影響到工作或出國時,請給予申辯和解釋的機會。這文章點燃了連續幾年的言論自由批評時政的野火,無論是針對萬年國會、或外交困境,都引發朝野高度關注。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對全美電視廣播,發表國務卿季辛吉與中共總理周恩來的共同聲明,震撼了台灣全島,顯示台灣外交情況惡化昇高,國家前途何去何從,成為《大學》雜誌的熱門話題。這大環境的巨變,我逐漸了解不可能置身事外,改革潮流勢不可擋,問題是我還沒準備好,沒有能力去參與改變。然而,幾天後的大學放榜,提供了我進台大,也開啟了我參與台灣政治轉型的機會之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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