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填了轉系申請,面見政治系主任連戰教授,他說:「很多政治系學生都想轉到法律系,你為什麼想要轉過來。」我當時就回答:「報告主任,我覺政治在控制法律,我想研究政治到底是什麼?」

我進台大的第一天,就加入中國國民黨。因為在黨國體制下,台大註冊程序中居然有一關卡是問你有沒有入黨,我的回答是:「沒有」。於是,有人請我到體育館的二樓,一位學姊很親切的招待我,問我願不願意入黨,我毫不猶豫就答應了。因為我在高一時,就熟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演講本》,對民族、民權、民生三方面救中國的想法拳拳服膺,自然而然的支持奉行「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所以,加入國民黨也是理所當然。只是沒想到,加入國民黨的決定,使我一步步的涉入到政治的世界中,且被貼上了特定的政治標籤。


寂靜學生的一代



  談到我介入政治,就不能不重述七○年代的台灣政治背景。

由於一九四九年大陸赤化的慘痛教訓,執政當局對學生運動聞之色變,在教育上一直是封閉壓抑。基於戒嚴法,任何的集會結社都可能視為非法而受情治單位的監控與捸捕,所以,在五○、六○年代,台灣學生的特質就是安靜,當時美國政治學者艾普敦(S. Appleton)稱之為「寂靜的學生」。保釣運動改變了那一代青年,也改變了我的人生。

一九七一年四月保釣運動到十月底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一連串的外交挫折(如台日斷交),不斷衝擊台灣的知識青年,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台灣前途。

一九七一年,當我全神投入聯考,是無緣參加四月的保釣學生運動,但十月退出聯大的衝擊,記憶猶新。因為消息傳來時間,是開學後的十月二十五日中午,我步出學校的大門,到對街的校園團契,就有教會的朋友以激動的口吻告訴我說:「真難以相信我國退出聯合國了,報紙不是說我們不可能退出的嗎?」。我當下回答:「事實擺在眼前,情勢比人強,我們表決輸了。」從那一天開始,我就不太相信台灣的媒體,因為在威權政治下,新聞媒體根本是報喜不報憂,只是政府的傳聲筒。

在面對大環境的變局挑戰,不少台大人採取實際行動,表現愛國主義,其中最引起社會注目的是農學院學生林正義轉學陸軍官校,投筆從戎,此新聞震驚整個校園,同學議論紛紛,餘波盪漾,幾年後,一位經濟系的同學也效法林正義轉學陸軍官校,但這些事件並不是正面收場的。

不知什麼原因,我在台灣退出聯大不久,就集合了班上許多同學,組成「讀書會」。當時不知道這名詞是大忌,參加的同學有黃日燦、吳東昇、林子儀、吳陵雲、曾志遠、許克華、徐顯國等。有時在台大側門對面的信義會學生活動中心,有時候在同學家聚會。沒想到很快就被情治單位盯上,暗中調查了許久,發現我們只是動機單純的愛書人,所以透過管區警察警告我們要解散這不法組織,並通知家長。於是我們這批被嚇壞的年輕人,一一到古亭分局派出所辦退出「不良幫會」的手續。


讀書會等同不良幫會


由於我是讀書會的始作俑者,刑警大隊另外傳我到中山堂旁的警局問話,我可能是初生之犢不畏虎,隻身前往,也沒告訴父母。一位身高馬大的刑警以威嚇的語氣說:「你可知道按戒嚴法,你可能到綠島關起來。」我回答說:「難道讀書有罪?」他說:「一個人讀書當然沒罪,你們一群人在一起讀書,又是讀什麼現代思潮,就有問題。」接著他說了一段令我終身難忘的一段話:「我們詳查你們的背景,還不錯。倘若你們全是本省人,就是台獨;假如全部外省人,那可能是共匪同路人,但你們是本省與外省都有,應該沒什麼問題。」我原本沒注意到省籍問題,沒想到這無意識的「族群融合」,反而救了我。

國民黨威權一黨統治下,為避免省籍衝突,刻意壓抑這敏感問題(當時的我,根本不知道二二八事件)。在中華文化為主軸的教育下,國語成為學校的「正統」語言,所以,同學之間都是用國語交談,偶有用台語的場合,但在台北市,國語超越了省籍,成為日常溝通的媒介。難怪我沒有意識到省籍問題。

我開始警覺到省籍問題,是一位同班好友經歷了類似羅密歐與茱莉葉的戀情。這位同學的父親是外省人,母親是台灣人,台語流利,功課很好,頗有領袖才華。他愛上了一位來自南部,秀外慧中的女孩。於是利用寒假假期,親自到南部女同學家拜訪。原本一切都順利,女方家庭盛大招待,我的同學還表演鋼琴獨奏。直到女方父親問他是哪裏人,回答是「浙江人」,突然風雲色變,立刻下逐客令。我這同學連夜倉皇回到台北,半夜跑到我家,直呼莫名其妙。經過了同學父親的分析,判斷應是省籍問題,事後查證,果然如此。這事件使我感覺到台灣社會不像表面的那麼和諧,不同省籍之間,存在一些諱莫如深的矛盾,就如火山一樣,終有爆發之日。


只會死背書的法律系


法律系在一般人認為是與政治關係密切,可是在七○年代的台大法律系是較少政治色彩,將法律視為主權者的命令,重視嚴謹的邏輯推理,法理教育偏重於法律條文的解釋與適用。為了通過政府的考試,法律系學生將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刑法」、「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的研究與記憶。至於法理學或法律哲學,只有少數有心成為學者的學生注意,憲法與行政法等公法,亦非主流。我雖然記憶力頗佳,也不怕背誦,但總覺得法律系與我理想中的正義殿堂距離很遠,反而覺得到哲學系去旁聽康德哲學,還有意思得多了。

馬漢寶教授是台大少數英美法背景的法學家,他傳承美國前哈佛法學院長龐德的社會法學派思想,重視法律與社會變遷的關係,時常介紹我們去閱讀英美法的書籍,使我思考法律背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從而開始對政治產生興趣。

讀書會事件不僅沒有使我逃避政治,反而刺激我注意政治的影響。我開始從圖書館借閱政治學的書籍,無論是薩孟武的《政治學》或鄒文海的《政治學》,在在令我廢寢忘食的閱讀,於是我在下學期到政治系旁聽梅可望教授的政治學,沒想到幾堂課就使我產生對政治學的熱情。


  梅可望教授當年是中央警官學校校長,具美國伊利諾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因為黨政關係良好,在台大政治系發生彭明敏事件後,即來台大兼課,身份特殊。但他授課並不教條,反有「開明專制」的風格。最特別的是,他所用的英文教材中,居然有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宣言》,這在當年反共時代,若沒有強硬的後台,恐怕以此就可以入罪。在旁聽梅教授的政治學同時,我開始閱讀《當代各種主義》等著作,並與過去所受的三民主義相互參照,一方面佩服孫中山先生學貫中西,另方面也關注到其他主義的優點,於是對國民黨威權政治,產生了矛盾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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