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友會

　　由於一九六○年代開始，台灣政治社會安定，國民黨政權有一批優秀的技術官僚如嚴家淦、尹仲容、孫運璿、陶聲洋等，他們有優越的國際視野與外語能力，而且公忠體國，清廉自持，帶動了台灣經濟起飛。許多台灣企業人才如王永慶、吳火獅、蔡萬春等，掌握契機，宏圖大展，在短短十年間，就使台灣脫胎換骨，從傳統農業經濟轉型到以貿易為導向的輕工業經濟。這經濟發展改善了一般人的生活水準，電視、電話、洗衣機、電冰箱等，從有錢人的炫耀性消費，逐漸成為一般百姓家庭擁有的必需品，所以，國民黨的民間支持，已非建立在軍隊與警察等武裝力量。

相對的，國民黨遷台之後，都是一黨獨大的統治，本省人士的政治參與多限在地方政府層級，中央黨政高層的比例不高，縱令有，也多是象徵性的職位。更令人詬病的是「萬年國會」，即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都不改選，理由是要反攻大陸。這說法早在一九五○年代，就有《自由中國》雜誌的一群知識份子如雷震、殷海光等為文批判，甚至想組黨參選，其結果是一九六○年九月當局以匪諜之名，羅織雷震入嶽，籌組中的反對黨瞬間瓦解。

六○年代初期，美國介入越戰，需要台灣做為其軍事後勤的助力，對於蔣氏威權統治視而不見。但到美國身陷越戰泥沼，希望能早日抽身，於是在尼克森當選美國總統，重用哈佛學者季辛吉為國家安全助理之後，美國有計劃開始與中共打交道，所謂「關係正常化」的政策，嚴重打擊了國民黨長期以來的「反共復國」的神話。再加上，聯大席次的保衛戰年復一年的危急，使部分台灣知識份子亟思「自救」，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九六四年，台大教授彭明敏與他的學生魏廷朝、謝聰敏等人，起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一中一台」的主張。不意外的，無處不在的國民黨情治單位立即查扣在印刷廠中的宣言並捸捕了彭、謝、魏三人，次年分判重刑。其後，蔣介石在國際壓力下特赦，但彭明敏於一九七○年在國際友人助力下偷渡到瑞典，轉赴美國，進行長期爭取台灣獨立的運動。

我在高中就已經在舊書攤買到《自由中國》、《文星》等「反動書刊」，但也許是國民黨化教育太成功了，我雖然以好奇心來「偷窺」這些文章，卻根本沒有受到影響。直到進台大之後，參加了許多政治性的座談會，聽到許多年輕教授或學長對時政慷慨激昂的批評，喚起了我記憶深處的那些「反動言論」，我不免重新思考國民黨政府的問題，並想找到答案。也許，政治系是答案之源吧？

　　在那威權時代，政治系被視為「望而生畏」的科系，特別是台大政治系，經過彭明敏事件後，更是敏感。因此，當我將轉系想法稟告父親之時，他的反應十分強烈，立即表示反對。父親並且說道，他的一位著名建築師好友，父親是民國初年的國會議員，因反對袁世凱，而被狙擊身亡，在死前的遺囑是要求子孫絕對不要接觸政治。又談到他在屏東中學任教時，一位英文老師柯棋化只因涉入政治，而被逮捕，入綠島服刑一直末被釋放。的確，經過那白色恐怖時代的讀書人，要嘛，就加入國民黨，服膺領袖；否則最好是與政治保持距離。

我一向尊重長輩，卻特立獨行，一旦決定，很難改變。我自己填了轉系申請，面見政治系主任連戰教授，他說：「很多政治系學生都想轉到法律系，你為什麼想要轉過來。」我當時就回答：「報告主任，我覺得政治在控制法律，我想研究政治到底是什麼？」他聽了這話，眉頭深鎖，透過深度的眼鏡看著我說：「歡迎你來政治系，不過我希望你多觀察，多唸書，不要急於表達意見。」我一直點頭，這句話使我受益一輩子。

台大實在是自由的校園，轉系並不困難。除非要轉到醫學系、電機系、商學系、外文系等當年第一志願的科系需要優異的成績或考試之外，很多科系對轉系的要求門檻不高。所以，在大一下學期不少同學都會申請轉系，我的讀書會好友中，許克華轉到商學系、曾志遠轉到經濟系，而我也順利的轉到政治系政治理論組。很有意思的是，原來政論組轉出去的也不少，原本有二十位同學，居然轉走了近十位，當我轉進去的時候，政論組只剩十多位的同學。相對於國際關係組、公共行政組各有三十多位同學，政論組可是迷你小班。

一九七一年的暑假來臨前，我已經確定秋天要進入政治系，但我仍然與法律系的同學一同到成功嶺接受為期六周的軍事訓練，雖然我的個子不高，平日也缺乏運動，但全力以赴的參與，結業時，我得到「忠誠模範」的獎狀，內心有說不出的驕傲。

開學前，父親做了重大的決定，接受彰化省立教育學院的教務主任工作，全家搬到台中市的西屯，住在當時仍是稻田旁的新洋房。在台北就學的大哥、我及大妹，就搬到六張犁的公寓，房子不大，打開後面窗戶就可以看到大遍墳墓，對我有宗教信仰的人是沒什麼特別感覺，反而覺得陰涼清靜，非常適合念書。也因為家中無大人，我家就成為同學經常聚會的地方，不少同學在我住處打地鋪，開夜車，甚至開舞會，非常自由，真是快樂時光。

　　九月開學，我與其他法學院二年級同學一樣，都遷往位於徐州路校區上課。台大法學院，這培養無數菁英的校園，面積不大，但五臟俱全。中庭有日本庭園之風，松樹小池、奇石呈藝術排列，前後兩排兩層紅樓，是學生上課的地方，行政樓也是古意盎然，花木扶疏。戰後的建築有法學院圖書館、社會科學大樓與經濟系館，功能齊全，展現現代化的軌跡。右側小門出去，跨過紹興南街，就是男生宿舍與女生宿舍，前者門戶大開，進出自如；後者門禁森嚴，出入管制，各設有自助餐廳與福利社，民生用品皆有供應，不假外求。但學生宵夜或打牙祭，則要到林森南路與仁愛路交會口的市場，其中最著名的「龍門客棧」，迄今仍是車水馬龍，生意鼎盛。

新學期，我正式成為政治系學生，因為是轉系生，除了本系二年級必修的「西洋政治思想史」、「中國政治思想史」、「比較憲法」、及選修的「經濟學」、「哲學概論」、「心理學」之外，並補修了「政治學」，共有八門課。其中六門，在法學院上課，兩門仍要回到總區修課，所以，非常忙碌，課外時間幾乎都在圖書館中念書，但各科都是我喜歡的領域，毫不覺得苦，反而時常覺時間不夠用。但我絕不熬夜，午夜十二點前一定就寢，早上六、七點就起床，往往八點以前就已經騎腳踏車到學校了，展開新的一天讀書生活。日子實而愉快。

台大政治系不愧全國第一的名聲，名師雲集，各擅勝場。

系主任連戰教大二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因此，我上了他整整一年的課。連教授是美國政治學排名最佳的芝加哥大學博士，中英文俱佳，學問底子無話可說，他上課是採用政治學大師塞班（G. Sabine）的《西洋政治思想史》，以「城邦」（polis）為主軸，從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對建立人類政治生活的思想開始，直貫羅馬法學家、教父哲學、馬基維里、霍布斯，下學期是從近代民主思想奠基者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三大家開始，綜論柏克、俾斯麥、彌勒等巨擘，非常精彩。可惜馬克斯著墨不多，也許是政治敏感吧！

「中國政治思想史」是由我的導師賀凌虛教授擔任，他是當年政治學泰斗薩孟武先生的門生，專長兩漢政治思想，上課是用薩老師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為課本，賀老師以一口廣東國語授課勤於教書，他相信嚴師出高徒，規定要抄筆記，甚至要根據筆記來打平時分數，不少學生都很怕他。其實私下，賀老師非常幽默，會和學生到郊外吃狗肉、喝酒，縱論古今。修這門課，有位身份特殊學生，即由陸軍官校轉學來的蔣孝勇，他上課很認真，但同學很少和他打交道，我不記得曾和他說過話，卻讀到他在系刊上發表的論文，是賀老師指導下寫的。

　　若說連老師、賀老師教我認識中外歷史中的政治思想，那麼讓我掌握政治本質，建立政治價值觀的老師，則要感謝胡佛及呂亞力兩位教授，使我體認到自由主義的真諦。在那威權時代，這兩位老師都被視為自由派，而遭打壓，但政治發展證明堅持自由民主憲政的立場，才是主流。

胡佛教「比較憲法」重點放在英國及美國如何從自由主義的理念建立憲政主義，與我在大一修的憲法課完全不同。曾繁康大法官的憲法課，是將我國憲法逐條釋義，窮盡法理。相對的，胡老師是從英美憲政發展史著手，強調尊重人權、保障自由、限制政府權力濫用等政治文化。洞察憲法背後的精義，並以此來設計權力分立，相互制衡的政府，更具意義。

我最幸運的是修到客座副教授呂亞力開的「比較政府」，這門課原本是由另一位魏教授負責，但那一年魏老師休假，所以，我們班有幸上到這位剛回國的優秀學者。呂亞力老師是美國印地安那大學博士，並在喬治亞州立大學任教，帶回歐美最先進的政治學理論及研究方法，使台大政治系迅速與國際政治學界接軌，掌握最新思潮。

在政治學行為主義革命的典範轉移時代，胡佛及呂亞力老師不僅教授美國最新的政治理論，也實踐自由主義的理念，鼓吹台灣必須走向歐美多元民主，解除戒嚴，開放黨禁，這些思想在當時不被當局所喜，甚至派情治人員上課監聽，可是，不旋踵間，台灣政治發展不得不走向自由化及民主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