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飛的經濟與僵化的政治



  由於一九六○年代開始,台灣政治社會安定,國民黨政權有一批優秀的技術官僚如嚴家淦、尹仲容、孫運璿、陶聲洋等,他們有優越的國際視野與外語能力,而且公忠體國,清廉自持,帶動了台灣經濟起飛。許多台灣企業人才如王永慶、吳火獅、蔡萬春等,掌握契機,宏圖大展,在短短十年間,就使台灣脫胎換骨,從傳統農業經濟轉型到以貿易為導向的輕工業經濟。這經濟發展改善了一般人的生活水準,電視、電話、洗衣機、電冰箱等,從有錢人的炫耀性消費,逐漸成為一般百姓家庭擁有的必需品,所以,國民黨的民間支持,已非建立在軍隊與警察等武裝力量。

相對的,國民黨遷台之後,都是一黨獨大的統治,本省人士的政治參與多限在地方政府層級,中央黨政高層的比例不高,縱令有,也多是象徵性的職位。更令人詬病的是「萬年國會」,即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都不改選,理由是要反攻大陸。這說法早在一九五○年代,就有《自由中國》雜誌的一群知識份子如雷震、殷海光等為文批判,甚至想組黨參選,其結果是一九六○年九月當局以匪諜之名,羅織雷震入嶽,籌組中的反對黨瞬間瓦解。

六○年代初期,美國介入越戰,需要台灣做為其軍事後勤的助力,對於蔣氏威權統治視而不見。但到美國身陷越戰泥沼,希望能早日抽身,於是在尼克森當選美國總統,重用哈佛學者季辛吉為國家安全助理之後,美國有計劃開始與中共打交道,所謂「關係正常化」的政策,嚴重打擊了國民黨長期以來的「反共復國」的神話。再加上,聯大席次的保衛戰年復一年的危急,使部分台灣知識份子亟思「自救」,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九六四年,台大教授彭明敏與他的學生魏廷朝、謝聰敏等人,起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一中一台」的主張。不意外的,無處不在的國民黨情治單位立即查扣在印刷廠中的宣言並捸捕了彭、謝、魏三人,次年分判重刑。其後,蔣介石在國際壓力下特赦,但彭明敏於一九七○年在國際友人助力下偷渡到瑞典,轉赴美國,進行長期爭取台灣獨立的運動。

我在高中就已經在舊書攤買到《自由中國》、《文星》等「反動書刊」,但也許是國民黨化教育太成功了,我雖然以好奇心來「偷窺」這些文章,卻根本沒有受到影響。直到進台大之後,參加了許多政治性的座談會,聽到許多年輕教授或學長對時政慷慨激昂的批評,喚起了我記憶深處的那些「反動言論」,我不免重新思考國民黨政府的問題,並想找到答案。也許,政治系是答案之源吧?


彭明敏事件



  在那威權時代,政治系被視為「望而生畏」的科系,特別是台大政治系,經過彭明敏事件後,更是敏感。因此,當我將轉系想法稟告父親之時,他的反應十分強烈,立即表示反對。父親並且說道,他的一位著名建築師好友,父親是民國初年的國會議員,因反對袁世凱,而被狙擊身亡,在死前的遺囑是要求子孫絕對不要接觸政治。又談到他在屏東中學任教時,一位英文老師柯棋化只因涉入政治,而被逮捕,入綠島服刑一直末被釋放。的確,經過那白色恐怖時代的讀書人,要嘛,就加入國民黨,服膺領袖;否則最好是與政治保持距離。

我一向尊重長輩,卻特立獨行,一旦決定,很難改變。我自己填了轉系申請,面見政治系主任連戰教授,他說:「很多政治系學生都想轉到法律系,你為什麼想要轉過來。」我當時就回答:「報告主任,我覺得政治在控制法律,我想研究政治到底是什麼?」他聽了這話,眉頭深鎖,透過深度的眼鏡看著我說:「歡迎你來政治系,不過我希望你多觀察,多唸書,不要急於表達意見。」我一直點頭,這句話使我受益一輩子。

台大實在是自由的校園,轉系並不困難。除非要轉到醫學系、電機系、商學系、外文系等當年第一志願的科系需要優異的成績或考試之外,很多科系對轉系的要求門檻不高。所以,在大一下學期不少同學都會申請轉系,我的讀書會好友中,許克華轉到商學系、曾志遠轉到經濟系,而我也順利的轉到政治系政治理論組。很有意思的是,原來政論組轉出去的也不少,原本有二十位同學,居然轉走了近十位,當我轉進去的時候,政論組只剩十多位的同學。相對於國際關係組、公共行政組各有三十多位同學,政論組可是迷你小班。

一九七一年的暑假來臨前,我已經確定秋天要進入政治系,但我仍然與法律系的同學一同到成功嶺接受為期六周的軍事訓練,雖然我的個子不高,平日也缺乏運動,但全力以赴的參與,結業時,我得到「忠誠模範」的獎狀,內心有說不出的驕傲。

開學前,父親做了重大的決定,接受彰化省立教育學院的教務主任工作,全家搬到台中市的西屯,住在當時仍是稻田旁的新洋房。在台北就學的大哥、我及大妹,就搬到六張犁的公寓,房子不大,打開後面窗戶就可以看到大遍墳墓,對我有宗教信仰的人是沒什麼特別感覺,反而覺得陰涼清靜,非常適合念書。也因為家中無大人,我家就成為同學經常聚會的地方,不少同學在我住處打地鋪,開夜車,甚至開舞會,非常自由,真是快樂時光。


徐州路的法學院



  九月開學,我與其他法學院二年級同學一樣,都遷往位於徐州路校區上課。台大法學院,這培養無數菁英的校園,面積不大,但五臟俱全。中庭有日本庭園之風,松樹小池、奇石呈藝術排列,前後兩排兩層紅樓,是學生上課的地方,行政樓也是古意盎然,花木扶疏。戰後的建築有法學院圖書館、社會科學大樓與經濟系館,功能齊全,展現現代化的軌跡。右側小門出去,跨過紹興南街,就是男生宿舍與女生宿舍,前者門戶大開,進出自如;後者門禁森嚴,出入管制,各設有自助餐廳與福利社,民生用品皆有供應,不假外求。但學生宵夜或打牙祭,則要到林森南路與仁愛路交會口的市場,其中最著名的「龍門客棧」,迄今仍是車水馬龍,生意鼎盛。

新學期,我正式成為政治系學生,因為是轉系生,除了本系二年級必修的「西洋政治思想史」、「中國政治思想史」、「比較憲法」、及選修的「經濟學」、「哲學概論」、「心理學」之外,並補修了「政治學」,共有八門課。其中六門,在法學院上課,兩門仍要回到總區修課,所以,非常忙碌,課外時間幾乎都在圖書館中念書,但各科都是我喜歡的領域,毫不覺得苦,反而時常覺時間不夠用。但我絕不熬夜,午夜十二點前一定就寢,早上六、七點就起床,往往八點以前就已經騎腳踏車到學校了,展開新的一天讀書生活。日子實而愉快。

台大政治系不愧全國第一的名聲,名師雲集,各擅勝場。

系主任連戰教大二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因此,我上了他整整一年的課。連教授是美國政治學排名最佳的芝加哥大學博士,中英文俱佳,學問底子無話可說,他上課是採用政治學大師塞班(G. Sabine)的《西洋政治思想史》,以「城邦」(polis)為主軸,從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對建立人類政治生活的思想開始,直貫羅馬法學家、教父哲學、馬基維里、霍布斯,下學期是從近代民主思想奠基者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三大家開始,綜論柏克、俾斯麥、彌勒等巨擘,非常精彩。可惜馬克斯著墨不多,也許是政治敏感吧!

「中國政治思想史」是由我的導師賀凌虛教授擔任,他是當年政治學泰斗薩孟武先生的門生,專長兩漢政治思想,上課是用薩老師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為課本,賀老師以一口廣東國語授課勤於教書,他相信嚴師出高徒,規定要抄筆記,甚至要根據筆記來打平時分數,不少學生都很怕他。其實私下,賀老師非常幽默,會和學生到郊外吃狗肉、喝酒,縱論古今。修這門課,有位身份特殊學生,即由陸軍官校轉學來的蔣孝勇,他上課很認真,但同學很少和他打交道,我不記得曾和他說過話,卻讀到他在系刊上發表的論文,是賀老師指導下寫的。


自由派的教授



  若說連老師、賀老師教我認識中外歷史中的政治思想,那麼讓我掌握政治本質,建立政治價值觀的老師,則要感謝胡佛及呂亞力兩位教授,使我體認到自由主義的真諦。在那威權時代,這兩位老師都被視為自由派,而遭打壓,但政治發展證明堅持自由民主憲政的立場,才是主流。

胡佛教「比較憲法」重點放在英國及美國如何從自由主義的理念建立憲政主義,與我在大一修的憲法課完全不同。曾繁康大法官的憲法課,是將我國憲法逐條釋義,窮盡法理。相對的,胡老師是從英美憲政發展史著手,強調尊重人權、保障自由、限制政府權力濫用等政治文化。洞察憲法背後的精義,並以此來設計權力分立,相互制衡的政府,更具意義。

我最幸運的是修到客座副教授呂亞力開的「比較政府」,這門課原本是由另一位魏教授負責,但那一年魏老師休假,所以,我們班有幸上到這位剛回國的優秀學者。呂亞力老師是美國印地安那大學博士,並在喬治亞州立大學任教,帶回歐美最先進的政治學理論及研究方法,使台大政治系迅速與國際政治學界接軌,掌握最新思潮。

在政治學行為主義革命的典範轉移時代,胡佛及呂亞力老師不僅教授美國最新的政治理論,也實踐自由主義的理念,鼓吹台灣必須走向歐美多元民主,解除戒嚴,開放黨禁,這些思想在當時不被當局所喜,甚至派情治人員上課監聽,可是,不旋踵間,台灣政治發展不得不走向自由化及民主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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