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巨變的時代,台大眾多刊物,就成為少數武文弄舞的大展身手的擂台,諸如王溢嘉、孫慶餘、陳曉林、南方朔、林嘉誠等,皆在那時代成為校園才子。



  拿破崙曾說:「筆的力量勝於劍。」能讓我在臥虎藏龍,人才輩出的台大脫穎而出的,還是我的評論文寫作能力,當然,這要歸功我高中時深藏不露的國文老師徐湛,說不定他是桐城派的傳人呢?

保釣之後的台大校園,學生論政刊物如雨後春筍,不計其數。最重要的有《大學新聞》及《代聯會訊》,前者是歷史悠久的學生報刊,後者是台灣大學生代表聯合會(簡稱代聯會)之下的傳媒,這兩份學生報都是每周發行一次的周刊,發行份數及影響力,無分軒輊。各學院的院代會也有自己的報紙,如文學院的《文訊》、法學院的《法言》、醫學院的《醫訊》等,都有相當多的讀者。除了報紙以外,《台大青年》、《大學論壇》等雜誌,提供了長篇大論作品發表的地方,琳瑯滿目,目不暇接。惟學生刊物雖多,熱衷寫作的作者相對很少。一方面是政治氣氛尚未明朗,明哲保身或是最好的策略,另方面歸咎聯考制度,使多數學生在青少年階段只讀必考的教科書及參考書,知識領域偏狹,一旦遇到國內外政治挑戰,徒有愛國主義情緒,卻無法提出擲地有聲的理性論述。在這巨變的時代,台大眾多刊物,就成為少數舞文弄墨的大展身手的擂台,諸如王溢嘉、孫慶餘、陳曉林、南方朔、林嘉誠等,皆在那時代成為校園才子。

學生報的薰陶


  也許是初生之犢的膽識,我甫進台大,就勤於投稿,不僅是校內刊物,也大膽向全國大報的徵文進軍。非常幸運的是,在大一時,我的一篇文章受到當年第一大報《中央日報》副刊青睞,印成了白紙黑字。於是我在同學之間,晉身為「作家」,自此,投稿校內刊物,無往不利。我也因同學介紹在趙少康擔任主席的畢業生聯合會所發行之《畢聯會訊》學習報紙編輯,成為我第一份「報社」工作。

一九七二年九月,政治系三年級學長謝復生就任「代聯會」主席,組織他的「內閣」(包括秘書處、學術部、康樂部、服務部等總幹事及幹事的組織),以推動為期一年的學生活動。他任命歷史系的林國卿為《代聯會訊》總編輯,我應邀擔任總主筆,負責每周的社論及代聯會的對外宣傳,這機會使我進入了大眾傳播新聞的領域,也影響到一輩子的事業生涯。

從一九七○年到七二年間,台灣政局歷經了保釣失敗、退出聯大與台日斷交等重大挫折,在這外在環境的衝擊下,知識青年開始思考究竟何去何從的問題,包括了國家的生存;政府的正當性;以及政治改革方向。於是,各種救亡圖存的主張百花齊放,發言盈庭。

若以自由與保守的光譜來論,《大學新聞》是校園輿論的自由派,相對的,《代聯會訊》是比較保守,基本上是支持國民黨的革新派。兩報之間的政治論戰,雖不能和清末留日青年的《民報》與《新民叢報》相提並論,但也有聲有色。在台大自由學風下,《大學新聞》的言論當然是主流,較受歡迎,要為國民黨辯護的《代聯會訊》,是不容易討喜。我深刻經歷到保守立場的困境,也開始理解梁啟超的悲哀。

七○年代的學生運動風潮或可追溯到一九六八年法國學生抗議運動,接著歐美各大學都出現了各種議題的集體示威,最主要的有「反核」、「女性主義」、「環境保護」等,這被學者英格哈特(Inglehart)稱之為「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的社會現象,反映戰後出生的年輕一代歷經二十多年的和平(冷戰),已不滿於只追求經濟發展,強調社會安定,卻忽視環境破壞,及弱勢族群的不滿。

歐美學生運動的發展,影響到當時以西方為尚的台灣大學生,再加上,又有保釣退出聯大,中日斷交,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的外在衝擊,更為學生運動提供了議題的動力。然而,台灣學生運動在一九七一年開始,逐漸從愛國保守的民族主義訴求,朝向對威權統治的政治結構,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訴求,要求全面改選,廢除長年不改選的萬年國會。這些主張在台大校園的各種座談會已成熱門話題,隱然動搖國民黨的統治基礎。

萬年國會大辯論

  我經常參加各種座談會,透過立場不同的與談人的觀點,逐漸打破過去教育的一元化思想。記憶中的重要座談會有兩個,一是政治大學教授周道濟與黨外輿論領袖陳少庭的「中央民意改革座談會」,周教授是遷台以來第一位政治學博士,支持國民黨的法統論,主張以漸進式的增補選,遞換日益年邁老化的「萬年國會」。陳少庭則是挑戰國民黨的僵化立場,疾呼全面改選的訴求,他譏諷當時的國大代表坐輪椅開會的奇特現象,已成為國際笑話。在自由風氣鼎盛的台大,陳少庭的言論當然是佔上風,得到熱烈的回響,相形下,周道濟雖然辯才無礙,但因立場保守,就吃了大虧。會後,我寫了一封信給周教授,建議是否可以「戰時憲法」取代「動員戡亂臨時條款」進而達到既符合憲政主義,又全面改選的改革。他回了我一封短函,並附上他在《東方雜誌》發表的文章,令我非常興奮。


  另一場座談會是辯論台灣經濟發展究竟是工業發展優先或農業、工業並重,由台大經濟系教授孫震與農業經濟系教授李登輝代表兩方。這是我第一次開始接觸到經濟學的問題,並啟蒙日後我寫《台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所以記憶特別鮮明。當天孫震教授是以美國古典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角度,主張自由放任,對於台灣工業化的過程中,農村人口外移,農業凋弊的現象,認為政府不宜干預。相對的,李登輝教授則認為台灣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發展是以犧性農民為代價,所以政府必須從社會正義的角度予以補償。雙方的論點都有堅實的理論及經濟資料為基礎,但就口才來論,孫震掌握國語便給的優勢,使國、台語相交錯的李登輝,顯得氣勢不足。惟他所表現對本土的關懷,令人感動,顯示出台籍菁英的新風貌,值得一述。

透過風起雲湧的校內刊物與發言盈庭的座談會,凸顯出台大校園形塑「公共領域」的特質,也帶動了台灣民間社會的興起,開始對威權主義的執政當局及統治的正當性,構成了嚴峻的挑戰。

就在我進台大前後的那段日子,當局調整了對全國知識青年的重要黨政人事,包括了青工會、救國團、知青黨部等、由被視為開明的李煥、宋時選、馬鶴凌等人負責處理野火燎原的學生運動,台大更是焦點。負責學生事務的訓導長是政治系的俞寬賜,總教官是有留美背景,曾任飛彈營指揮官的張德溥少將擔任,目的就是防止學生運動失控。

向校園開刀,向社會進軍


  一九七一年的台大代聯會主席,由醫學系的王復蘇當選,他不是國民黨支持的候選人,反映當局已無法主導台大學生運動走向。王復蘇的競選口號:「向校園開刀,向社會進軍」,清楚表明他不是乖乖牌,其後一連串的政治性座談會,更令當局如坐針氈。惟王復蘇個人才華卓越,但他缺乏組織領導能力,這「台大人」的缺點,使許多口號淪為雷聲大雨點小。

相對於代聯會的政治競爭,當時台大有一個社會服務社團稱為「慈幼社」,是真正落實走出校園,關懷社會的實踐。他們利用課餘時間到育幼院等擔任義工,或在假期到鄉下去輔導弱勢地區的孩童,令人感動。我也因教會的關係,參與了育幼院的課輔工作,常覺得自己力量太微弱,不知如何才能幫助這些需要幫助與關心弱勢的弟妹。

王復蘇的「向社會進軍」的口號及慈幼社的社服實踐,由謝復生轉換成社會服務運動的想法,在他當選代聯會主席後,就由同班的盧文雄組成決策小組,推動各項的競選政見,包括了社會服務的學生運動。但國民黨知青黨部及救國團基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僚思考,多方阻擾,以致推動困難。沒想到,我以一篇〈百萬小時奉獻運動〉一篇社論,改變了情勢,這使我第一次見識到筆的力量。

一九七三年青年節前夕,我構思《代聯會訊》的社論,想到不久前閱讀到學生英語刊物,有一篇報導美國大學生每周抽出時間服務社區的文章。靈光乍現,想到如果台灣的大學生中有一萬人能夠每周拿出兩小時從事社會服務,擔任義工,則全年將有一百萬小時,勢將對國家社會的發展產生正面而深遠的影響。於是下筆如神助,很快就寫出〈百萬小時奉獻運動〉成為青年節發刊的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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