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萬小時奉獻運動

誰也沒想到,三月二十八日,《中國時報》以社論支持台大的「百萬小時奉獻運動」,並以第三版頭條新聞大幅報導台大學生計畫推動這項社會服務運動,將為我國學生運動導引到更具建設意義的方向。消息一曝光,國內各大媒體蜂擁而至,聚集到台大學生活動中心要求公布更詳盡的計畫內容。眼見情勢變化,主席謝復生當天緊急召開總幹事會議,決定分工因應,由盧文雄、林國卿與我草擬〈百萬小時奉獻運動宣言〉,發佈新聞稿予國內各大媒體。「三二九」青年節當天,全國各地都知道台大發起「百萬小時奉獻運動」,並報導各大學院校的學生紛紛響應。

蔣經國當時已擔任行政院長,他一向有「青年導師」之稱,對於「百萬小時奉獻運動」是全力支持,下令教育部、知青黨部、救國團協助。這使原本「推拖拉」的官僚,不得不出錢出力的幫忙社會服務運動的推展,規畫是年暑假各校大學生上山下海的各項社服工作。執政當局的介入,好處是使原本動輒得咎、參與有限的社服社團,得到關愛的眼神,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經費贊助。但缺點是原本自發性的社服開始變質,許多大學生利用參加下鄉社服的機會,免費到全省各地遊山玩水,令人齒冷。

在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中,我看到許多默默奉獻的台大人,也看到追名逐利、不擇手段的台大人,透過政治學的知識,我察覺權力的本質及其運作,莫不涉及人性,有人性善;有人性惡;亦有「性相近而習相遠」,但都產生作用。「百萬小時奉獻運動」中,我發現大眾傳播是如此重要,倘若沒有《中國時報》的社論及大幅報導,不可能引起社會如此的重視,也不可能掀起如此廣大的政治社會的參與。一枝筆的力量是可以改變世界。

〈百萬小時奉獻運動〉一文使我在代聯會的角色一躍成為核心,因我是國民黨員,於是有人推薦我加入台大黨員的菁英組織:「覺民學會」,我才注意到台大校園中居然有如美國耶魯大學的骷髏社的特殊團體。

在黨國威權時代,台大黨部的代號是「孔知忠辦公室」,校長閰振興的另一個身分就是台大黨部的主委,「孔知忠」不僅是台大據國民黨身份的教師及職員的組織,也是學生黨員的聯絡中心。學生黨員的組織,依當時的文理法醫農工六大學院,分別有六個區委、其下各系有常委,再下面就是小組,設小組長。

陳水扁、馬英九皆為學生領袖


  當我二年級到法學院上課時,就知道法律系的高材生陳水扁是法學院黨部的重要幹部,聽說他功課是班上第一名,熱衷於黨務參與,由於我轉到政治系,並未和陳水扁有同教室上課的機會,但他算是有相當知名度的優秀學生。當時,沒人想到他會成為未來的總統。

台大法學院雖離校總區有一段距離,但始終是台大學生運動的重鎮,這自然是與法學院的性質及研究領域有密切關係。一九六九年的台大代聯會主席胡定吾是政治系,秘書長馬英九是法律系;一九七○年的代聯會主席李大維也是政治系;一九七二年代聯會主席謝復生仍然是政治系。他們都是國民黨支持的學生領袖。

相對的,挑戰國民黨的學生也不少,除了一九七一年代聯會主席王復蘇是醫學系之外,令人矚目的法學院學生代表聯合會(簡稱法代會)主席陳玲玉及《法言》總編輯洪三雄,可是學校當局頭痛的人物。他們不僅經常舉辦政治性的座談會,邀請黨外人士或自由派學者批評時政,也在《法言》上刊登反對一黨專政,爭取自由民主的言論,成為校園知名的學生領袖。我的政治立場一向是中庸,或也可視為保守。因為家庭及受教育的背景,使我的政治思想接近英國的柏克(Edmund Burke),經濟觀點是心儀海耶克(F.Hayak),他們都是漸進改革的保守主義者。自從我進入政治系,從胡佛、呂亞力等自由主義的老師,學習歐美的自由民主憲政開始反對國民黨的威權一黨統治。但我的個性不喜歡激進變革的行動,最多是在評論時政的文章上,主張落實西方多元民主的選舉,因此,與知青黨部一直維持君子之交的關係。

在百萬小時奉獻運動之後,春假結束,知青黨部鼓勵我出馬競選法代會主席,我本身也有參選的動機,於是開始計畫參選。當時陳玲玉是支持商學系的陳紀元出馬角逐,於是就演成保守派對自由派的對峙,好不熱鬧。

法代會主席是由法學院二年級以上的各班班代表投票產生,商學系因有四組(四班),有十二票,政治系只有三組(班),有九票,這基本票源的不等,對我不利。但我有法律系的老友支持,尚有機會一搏。於是我不斷的勤快拜票,希望能夠險勝。

民主政治的可愛就是「數人頭代替打破頭」的遊戲,我生平第一次參與選舉,就是投入法代會主席的選戰,放下身段到處拜託,並發表政見,過程激烈。可是在選票一張張開出後,我仍以一票之差落選,陳紀元不意外的當選下一任的法代會主席。

失敗的滋味當然不好受,若說有什麼能安慰我的,則是有一位我心儀很久的女同學寄給我一封短箋,短短幾句鼓勵的話,令我感激不已。當然,表面上的尊嚴,還是要裝著若無其事,直說:「還好有時間念書了。」

的確,我雖然是轉系生,且參與社團活動,但我在政治系可是拿到第一個書卷獎。這是台大學生在學業上的榮譽,每班依人數的百分之五而頒發,我居然在大二下學期爭取到這項榮譽,獎金雖然只有五百元,但得到金質的書卷胸章,可是我引以為傲的成就。

命運之神的安排

命運之神就是那麼奇妙,當我落選後不久,台大代聯會主席的改選就要開始申請登記,但到五月中旬截止之日,居然沒有人登記參選。因為根據學校規定學業及操行成績要八十分以上,並且是具班代表身份,這門檻的設計是希望參選代聯會主席的候選人品學兼優。其實符合這標準的台大人應該是不少,但要參選代聯會主席勢必要犧牲取捨,才能兼顧學業及社團,這考慮阻卻了不少人。當然,我也知道有些人熱衷參與,甚至佈署多時,卻因學業成績不達標準,望門興嘆。

就在這尷尬的時刻,覺民學會會長吳永乾,也是我在大一時的法律系好友來找我,力勸我出馬參選。第一時間,我是拒絕,理由無他,因為歷任台大代聯會主席皆出身明星高中,其龐大的校友會不只是票源,而且能提供組織所需的幹部。相對的,我不僅是高中沒畢業,就算是北投復興中學校友會,日夜間部加起來才十餘人,可謂勢單力薄。但吳永乾認為這考慮不是問題,他可以動員幹部來支援我。於是就在這情況下,我半推半就的去登記。沒想到,真的是同額競選,只有一位候選人。

可是依據當年的規定,同額競選仍然要有全校過半數的班代表投票才算有效,這仍是高門檻的挑戰,因為台大人的政治參與一向不太熱情,再加上只有一位候選人,更是興趣缺缺。我一方面寄信給每一位有投票權的班代表,一方面動員了政治系及法律系的各方好友,以一對一的盯人戰術拉票,終於爭取到過半數的代表出席班代表大會,我記得那是在人類系的洞洞館會議廳,先由我發表政見演講,再秘密投票。所幸是日順利過關,我成為民國六十二年度(1973~1974)的台大代聯會主席。

代聯會主席這大位,對於一位初中、高中都沒畢業,僥倖考上全國第一學府的我而言,簡直是乞丐變王子的奇遇。回顧這段神話式的經驗,我不得不承認,是上帝的恩典,因為靠自己努力是不可能實踐的。雖然我是具備了參選的條件,但若非外在環境發生變化,使我意外的獲得角逐大位的機會,是無緣擔任台大最重要的學生社團負責人的。這經驗告訴我,不是什麼事都能操之在我,人生也不是努力就可決定勝負,自此,我對得失就不再看得那麼重,「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何不努力做一些有意義的工作,而不要去計較成敗得失?

從六月當選到九月開學就任,有長達三個月的組織代聯會幹部的時間。雖然我從未有擔任社團負責人的經驗,但在《代聯會訊》的經驗,使我對代聯會的組織運作並不陌生,知道成敗的關鍵是找到能力強的秘書長及總幹事,就能事半功倍。所以,師法劉備三顧茅廬的精神,先爭取到當年台大僑生領袖,商學系三年級的郭炎擔任秘書長,他人緣極佳,能力又強,有他的輔佐,我有信心執行大型的集會及活動,副秘書長是政治系學弟朱雲漢擔任,他雖然是一年級新生,但在同輩間已經是才子,少年老成,做事謹慎細心,舉重若輕。

秘書處的人事底定,我相繼爭取到原本要競選代聯會主席的牙醫系同學李如海擔任副主席,經濟系學會總幹事的王中林出任學術總幹事,牙醫系陳肇禎出任康樂總幹事,法律系葛苗華出任活動總幹事,哲學系吳心健出任服務總幹事,經濟系曾志遠為財務總幹事等,他們都是一時之選,能力及經驗都在我之上。若不是有理想做些有意義的活動,為自己在大學生涯留下值得回憶的點滴,是不可能犧牲奉獻做代聯會的志工的。迄今我仍感激懷念這些共同打拼的社團夥伴,因為他們不只是自身參與,還各自帶了為數眾多的幹部,共襄盛舉,使新一屆代聯會有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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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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