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基於「喜新厭舊」的心理,我投入行為主義的陣營,跟隨胡佛老師從事政治文化的探討,當然主要是想了解,在中國文化影響下的人民,究竟對政治抱持著怎樣的心理?


  面對博大精深的政治學領域,大學四年的研讀,只算是管窺天下,充其量,只有皮毛的認識,我真正進入政治學堂奧,是到研究所階段。我進入碩士班時,正是台大政治系面臨傳統主義與行為主義這兩大學術典範新舊交會的契機,因此,我一方面承襲傳統主義的政治史、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等課程的學習,另方面也開始學習行為主義的政治心理學、政治社會學、政治學方法論的新知,傳統派與行為派的相激相盪,使我對政治世界思考與觀察的面向,更為多元,能自由出入於制度與行為之間,掌握政治的靜態與動態面。


行為主義的革命


  從二次戰後,政治學的主流已由歐洲轉到美國,美國政治學強調實證主義,即採用自然科學的量化方法來研究政治世界,以追求具有解釋與預測的科學理論。同時,為了全方位的分析政治人的行為,重視以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的知識,透過科際整合方式來觀察人的政治行為,這主張被稱為政治行為主義。行為主義學派挑戰過去強調政治史、政治思想與政治制度的研究方向,並冠之以傳統主義的符號,於是,政治學界就出現了所謂行為主義的革命。

台灣大學政治系原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來台的法政學者薩孟武等所建立。薩老師是清末大官薩鎮冰之子,自幼熟讀四書五經,由宮廷博學鴻儒教授中國詩書,青年赴日留學,就讀京都大學法科,鑽研憲法與各國政府,返國後即在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任教,歷經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立法委員。來台後,擔任台灣大學法學院長,在政治系教授「中國政治思想史」等課程。薩孟武擔任院長期間,延攬大陸一流學者如北大、清華的雷崧生、傅啟學、沈宗琳等,不僅如此,薩老師非常照顧本省學生,栽培如劉慶瑞、彭明敏等名重士林的學者,使台大政治系成為國內一流的政治學府。

從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七○年代,這二十年間,台大政治系是偏重於憲法、行政法等公法研究,並強調中西政治思想與政治制度之介紹,可以說是類似德國、日本的「國家學」的菁英教育,訓練未來政治菁英是具備堅實法律制度的知識,並且,融合中外的政治智慧,掌握主要國家的政府與政治運作,期能培養一流治國人才。

到了一九六○年代,受過美國政治學教育的年輕學人如胡佛、袁頌西、呂亞力等老師返國任教,再加上美國傅爾布萊特基金會每年贊助一位美國學者到台大政治系擔任客座教授,這些學者將戰後成為主流的行為主義帶到台大,舉凡對政治體系的功能分析;政治文化的研究;政治社會學與政治發展,一直到選舉投票行為、民意調查等課程,一一開設,影響到學生也紛紛接受實證主義的洗禮。所以,當我成為政治系的學生時,就感覺到這些領域的訓練,更有利於客觀的觀察政治的動態面,特別是在解釋與預測大眾的集體行動,如政治參與、社會運動、政黨認同與投票行為等。也許是基於「追求時尚」的心理,我投入行為主義的陣營,跟隨胡佛老師從事政治文化的探討,當然主要是想了解,在中國文化影響下的人民,究竟對政治抱持著怎樣的心理?

在一九七○年代初時候,心理系揚國樞教授與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李亦園教授,共同主編了一本《中國人的性格》,就是以行為科學的方法來探討中國人的社會化(教養過程),對待人、事、自然的態度,包括了對中國人面子問題,集體主義取向,權威人格的特質等等的學術論文。沒想到這學術性的探討,被保守的執政當局視為對中華文化的否定,甚至與中共「文化大革命」隔海唱和,於是用各種手段來查禁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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