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大學雜誌》所建構的輿論平台,對整個變局的「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深深影響到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也讓我有機會參與台灣政治轉型。



  德國社會學大師哈伯瑪斯分析西方民主的萌芽與公共領域的產生有關,這觀點在台灣依然適用。經過一九六○年代台灣經濟起飛,逐漸創造出中產階級社會,在台北市的繁華地區也出現了文人匯聚的咖啡屋、茶藝館、酒吧,放言高論政治,並且在「報禁」的環境下,誕生了文人論政的雜誌,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學雜誌》,這雜誌於一九六八年創辦,經歷幾次改組,成為七○年代初台灣民主化的先聲。由於《大學雜誌》所建構的輿論平台,對整個變局的「議題設定」(
Agenda-setting),深深影響到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也讓我有機會參與台灣政治轉型。

《大學雜誌》的創辦人鄧維楨畢業於台大心理系,是我在研究所才認識的「奇人」,他在大學二年級時就一手策劃了這個雜誌的誕生,早期的總編輯何步正,也只不過是台大經濟系一年級學生,當時的編委有郭正昭、陳少廷、王曉波等,大都是台大年輕的師生。從一九六九年起,由台大政研所畢業的張俊宏接手,因為他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做事,套用他自己的話是「智者與權者的結合」。在七○年代初期,《大學雜誌》改組,楊國樞、丘宏達等學界菁英加入,與國民黨合作,提出了「國是諍言」、「台灣社會力分析」。在蔣經國邁向權力接班之歷史時刻,《大學雜誌》一度成為青年才俊評論國政的最重要「公共論壇」。

大學雜誌的角色



  一九七二年蔣經國已取得實際上的政治權力,《大學雜誌》的階段性任務完成,許多親國民黨的青年才俊,如李登輝、魏鏞、關中、施啟揚、鄭心雄等被甄拔入閣或擔任重要黨職之後,雜誌就面臨到分裂危機。沒有搭上權力列車的許信良、張俊宏等,轉投入地方選舉,開始了新一波的挑戰國民黨的政治運動。一九七二年許信良順利當選省議員,在省議會展開他的「風雨之聲」,張俊宏參選台北市議員卻遭失敗,經過短暫的蟄伏,於一九七五年與黃信介、康寧祥共同創辦《台灣政論》,以政治犯黃華擔任主編,開始倡議以分離思想,掀起了有關台灣前途何去何從的論戰。

從《大學雜誌》到《台灣政論》的百家爭鳴時代,我年紀尚輕,只能扮演「旁觀者」的角色。可是政治上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提供了我參與波瀾壯闊時代的切入機會。

為了制衡《台灣政論》,《聯合報》創辦人王錫吾於一九七五年邀集了楊國樞、孫震、胡佛、李亦園、張忠棟、文崇一、李鴻禧、袁頌西等台大學者,籌辦《中國論壇》,由《聯合報》總主筆楊選堂為社長,袁頌西擔任編委會召集人,於是年十月創刊。在胡佛老師的推薦下,我進入《中國論壇》擔任特約編輯,展開我與新聞業的不解之緣。也因為有機會跟隨國內一流的社會科學學者學習,不僅知識領域眼界大開,文筆也有脫胎換骨的鍛煉。

《中國論壇》在政治意識型態上是自由主義,支持憲政民主的實踐,但反對台獨路線。其領導人物楊國樞不僅是一流的心理學家,也熱心支持政治改革。因為他的岳父是國民黨情治高層,所以楊國樞雖然未參加國民黨,卻獲得執政當局的信任。在《大學雜誌》開始走向反對運動的關鍵時刻,繼張俊宏出任總編輯,楊國樞適時扮演與國民黨溝通的角色。不僅如此,由於他的外省人身分,又獲得本省政治菁英的支持,使《大學雜誌》提供了本省人與外省人攜手合作,彼此學習理性論政的民主素養。在威權轉型到民主的時刻,楊國樞與胡佛兩位老師實則扮演關鍵的歷史角色。只可惜,他們的外省身分,與中國文化的情結,逐漸不見容於日益明顯的台獨力量。《大學雜誌》最終走向分裂之路,楊國樞在張俊宏與陳少廷的壓力下,辭去總編輯一職,這使《大學雜誌》失去了與國民黨政高層溝通的橋樑,最後導致張俊宏等直接與國民黨對抗之路。

楊國樞雖退出《大學雜誌》,仍與胡佛、張忠棟等學者鼓吹自由民主理念,主張國會全面改選,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等,依然執輿論界之牛耳。所以,當《中國論壇》創刊後,立刻成為朝野矚目的焦點,隱然與黨外雜誌分庭抗禮,在那激進與保守嚴重對峙的時代,適時扮演調和的中道路線。想當然耳,我能參與《中國論壇》的新聞工作,成為這巨變時刻的記錄者。

鄉土文學論戰 


  在統獨爭議逐漸浮現的同時,文學界也產生了另一場爭論,即所謂鄉土文學論戰。雖然我不曾涉足文學,但也因緣際會的捲入,並認識到日後影響政治的一些朋友。要追溯到鄉土文學的源頭,在大陸時期是三十年代的民族文學,在台灣則是日據時代反帝反資的左派文學。政府遷台,基於反共的理念,全面壓抑帶來左派社會主義色彩的思想,不少台籍作家,遭到政治迫害,銷聲匿跡,直到一九七○年代初,才有復甦的機會。

一九五○、六○年代台灣經濟發展快速,但也帶來資本主義工業化的負面效應,農村的凋弊,勞動條件的艱困,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等,開始反映在許多作家的文學作品。到了七○年代,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均起了重大變化,石油危機,經濟不景氣等,在在打擊了社會中下層的人民生活。鄉土文學作家之一的王拓標舉「文學是反映社會內在的矛盾」,雖然有點偏頗,但在「反共文學」充斥的台灣,吸引不少厭惡教條的年輕人。於是如揚青矗、陳映真、黃春明、陳芳明、李喬、陳若曦等作品,得到社會相當大的共鳴,洛陽紙貴,在大學校園,廣被傳閱及討論。

此一趨勢,自然引起國民黨當局的重視,深恐它會與中共的「工農兵文學」隔海唱和,於是在余光中的一篇名為〈狼來了〉的文章中,提出批判,《中央日報》副刊主編姚朋(彭歌)更以〈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大加撻伐。直接批評王拓、陳映真等人在台灣製造「階級對立」。於是掀起了鄉土文學的大論戰,而提供論戰的平台是《仙人掌》雜誌,這本形式類似日本《文藝春秋》二十五開本的雜誌,是由文化人林秉欽創辦,他從第一期開始就討論「政治文學」的主題,第二期即以「鄉土與現實」引發了大會戰,於是國內大報及雜誌紛紛捲入戰火,一時間百家爭鳴,好不熱鬧。林秉欽在台大總區附近成立編輯部,許多台大同學義務幫忙編輯與校對,包括了林火旺、朱雲漢、王克文、周陽山等,皆是校園中非常優秀的學生,因為他們的熱心參與,使《仙人掌》雜誌別樹一幟,鼓動風潮。在統獨的兩極對立氛圍下,開創了「第三條路」。

一九七六年春,我原本計劃研究所二年級時就提出碩士論文,但胡佛老師建議我要加強政治學量化資料處理的能力,我判斷無法兩年拿到碩士學位,因此有多餘的時間參與其他的活動。在朋友的介紹下,我也參與《仙人掌》的編務,認識了不少的外校菁英,如金惟純、毛鑄倫、翁台生、卜大中、耿榮水、陳國祥、李利國、李筱峰、周玉山等,大家都是年輕氣盛,充滿改革熱情,想創造另一個《大學雜誌》的風潮。沒想到,《仙人掌》的筆陣,引起《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的注意,透過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的引薦,不少人被余先生網羅到中國時報。因為我是屬於聯合報系的《中國論壇》,當時並未到《中國時報》,卻建立了關係網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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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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