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說:「認識自己」。在政治的領域中,我到博士班才開始思考自己的政治意識型態究竟為何?這些意識型態由何處來?我是否要堅持這意識型態的框架下去?



  一九七八年九月下旬,我成為台大政治研究所博士班一年級新生,也許是在同樣的學院,同樣的研究所,幾乎是相同的老師,所以沒有新鮮人的感覺。但是在開學不久,我就發現博士班和碩士班有本質上的不同,不僅是博士生有更多的獨立研究之責任,更重要的,也是不言而喻的,許多教授把博士生視為未來學術社群的潛在競爭者,因此對博士生的學術訓練之要求,嚴苛的程度,有時是匪夷所思。所以,表面上,博士生只要修畢十八學分就可以申請資格考,似乎是大學部一學期就可以修完的課程,但在博士班的實際情況是,兩學分的課,可能要讀到十幾本的原文書與數十篇的學刊論文,這是我進入博士班最深刻的體認,那就是,永遠有看不完的書及論文。
  
  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班成立於一九七六年,較政治大學晚了二十年。我是第三屆博士生,前面的學長有林嘉誠、盧瑞鍾、梁雙蓮等都非常優秀,但壓力也非常大。師長們為了台大這塊金字招牌不能輸政大,所以幾乎重要的課程都是三位老師合開,例如「中國政治思想史專題研究」,就是賀凌虛、孫廣德與繆全吉等共同授課,上至先秦,下至晚清,縱橫二千多年的先聖先賢思想精華,如何能在一年之間讀通?更何況還有「政治學方法論專題」等等的重頭戲,隨侍在側,有厚達千頁的原文書要讀。因為上課是由學生報告為主,而非老師授課,所以根本不可能混過去,若沒有好的事前準備,那麼上課的氣氛就很尷尬了。

  我雖然是博士生,妻台芬是全職家庭主婦,但我們新建立的家庭,經濟尚稱寬裕。因為我的博士獎學金,加上兼差所得,加起來的數字超過了一般白領階級。但家庭的支出卻很簡單,所以還有不少的儲蓄。這寬裕的經濟情況,持續到八年博士畢業都沒改變,使我能夠在心無旁鶩的情況下,投入政治學術研究。


轉向政治發展研究
 


  為了兼顧學業及家庭經濟,我將時間做了系統的規劃,經常是早餐之後就去學校上課或到圖書館讀書,下午就去報社上班從事編輯、採訪工作。晚上到補習班教書,十點回家繼續唸書到午夜。進入博士班的最大轉變是在政治學的研究方向上,由原本的政治行為研究,轉變到政治發展。若用政治分析的角度來說,我開始從微觀層面轉向到宏觀層面,由重視個人的行為提升到國家的發展策略。促成我改變的最主要原因,當然是台灣政治的變局刺激,但另一個因素是我的導師呂亞力教授。

  呂教授早在我的大學時期就是我政治學啟蒙的恩師,他的博學多聞,對自由主義的執著,一直是我的角色典範。在碩士階段,我研修他開設的「民主理論選讀」,由於是規範的哲學範疇,對自認為實證主義者的我,似乎太抽象空洞,收穫不多。相對的,老師所開的另一門政治學方法論,因為考研究所時,就已反覆研讀,也不覺得新鮮。直到博士班,接觸到呂教授最專長的「政治發展理論」,我才後悔為什麼大學時候沒有修老師開的「政治發展」。還好我及時補修了這門探討到第三世界政治變遷的重要領域,開啟了我另一扇窗門,逐漸能掌握非西方國家面臨現代化挑戰所面臨到的種種問題。
 
  政治發展為一九六○年代美國政治學界所創設的名詞,這學門是從對新興國家的政治行為發生興趣為起點,推延到對人類社會整個政治動態變化的重新探討。在一九六○年代開始,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的一系列論文集,包括了《發展中他區的政治》、《溝通與政治發展》、《官僚制度與政治發展》、《土耳其與日本的政治發展》、《教育與政治發展》、《政治文化與政治發展》、《政黨與政治發展》及《政治發展的危機》等大著,由歸國的學人江炳倫教授及呂亞力教授所引介到台灣,適時提供我們對台灣政治變遷的參考架構。
  
  除了上述由艾爾蒙(
G.Almond)、科曼(J.S.Coleman)、白魯恂(L.Pye)等政治學大師的政治發展論述之外,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杭廷頓(S.P.Huntington)於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由江炳倫與他的學生共同翻譯出版。杭廷頓是對政治現代化帶來的政治參與浪潮,抱持保守的看法,認為若沒有制度化的渠道來疏導參與洪流,則會出現政治動亂與衰敗,這看法對於正處於政治變化前緣的台灣,以及思考台灣民主化的可能走向,是重要的參考架構。

  我很幸運的趕上這一波學術發展的潮流,加上優秀的老師隨時能指導迷津,配合國家政治的變化,從事理論與實務相互對話。於是在博士班的第一年,我就投入了中國政治現代化的研究,並將焦點放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當然,學術興趣的轉變不是一夕之間發生的,當我進入博士班之後,依然參加胡佛老師所主持的政治文化研究小組。在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的支持下,胡老師與朱志宏老師、陳德禹老師共同組成了一個研究團隊,針對台灣民眾的政治態度,從事長期的社會調查,即對抽樣出來的家庭及成年人,進行問卷訪談。我在碩士階段就已經是這計畫的研究助理,到了博士班,順理成章的繼續參加。由於研究生的熱衷參與,胡老師的研究團隊中,博士生有林嘉誠及我,碩士生包括了朱雲漢、徐火炎等,其後又有高朗、陳明通、游盈隆、林佳龍等學弟加入。由於胡老師一以貫之的努力,使台大政治研究所在政治文化領域上的研究成果,一直居於領先地位,並且培養了許許多多的政治學後起之秀,迄今仍與政大的選舉研究中心,分庭抗禮,對於台灣政治行為研究,影響深遠,也大大提升台灣政治研究在國際上的可見度。
  
  由於政治文化研究是要透過調查面訪方式下進行,所以我與林嘉誠為一個小組,利用假日到內湖、南港地區的家庭進行訪談,這經驗對我是很難得的體驗,使我有機會與不同階層的民眾接觸,第一手觀察他們的日常生活,發現和學院的象牙塔,有非常大的差距,真實感受到社會不平等,特別是在文化資本上的差距是很大的。

  在長期威權統治下,台灣民眾對於敏感的政治問題大多是抱持逃避及消極的態度,縱使我們是以台大學術研究的名義進行訪談,但也很難得到真實的答案,這讓我們非常挫折,也使我開始懷疑實證主義的量化方法,是否能得到客觀真實的答案。當我們面對受訪者表裡不一的回應時,究竟要如何填寫問卷呢?在當時,行為主義仍然居典範地位,我自忖沒有批判的勇氣,但心理的疏離已經形成,使我與胡老師的研究團隊,漸行漸遠。惟這改變,絲毫不影響我對胡老師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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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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