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的成功,創辦人余紀忠先生是靈魂人物;沒有他,就沒有時報集團,因為他不僅是具備傳統中國知識份子的識見,也擁有現代化媒體經營的願景及影響力。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美國與北京正式建交,行政院長孫運璿發表聲明指出:「今天我們不能作一個自由而奮鬥的鬥士,明天就會淪為海上的難民。」這說法正反映當時台灣人的心中說不出的陰霾,「台灣會淪為第二個越南嗎?那麼,台灣人的命運可能就像越南海上難民一樣的悲慘了?」

  在危機的時局中,報紙賣得特別好。當民眾不再相信黨政當局控制下「報喜不報憂」的電視新聞,而黨外雜誌又完全被封殺,代表自由派的《中國時報》,就在讀者的新聞飢渴下躍居全國第一大報。

  在國民黨威權時代,禁止新報紙的登記,所以全國只有三十ㄧ家報紙,國民黨的《中央日報》與親國民黨的《聯合報》、《中國時報》並稱為三大報,比較中立的媒體只有《自立晚報》。


余先生的領導
 


  《中國時報》的成功,創辦人余紀忠先生是靈魂人物;沒有他,就沒有時報集團,因為他不僅是具備傳統中國知識份子的識見,也擁有現代化媒體經營的願景及影響力。余紀忠先生,喜歡別人稱他為「余先生」,他早年畢業於中央大學歷史系,曾赴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研究,返國後投入抗日軍旅,與蔣經國建立了終身友誼。一九四九年來台,在物資匱乏,通貨飛漲的時局下,創辦《徵信新聞》,與報社同仁一同賣報,經過胼手胝足的努力,終於在五○年代末期展現規模。由於余先生深諳政治現實,在白色恐怖時代,有時韜光養晦,卻又適時發揮諫言的輿論功能,逐步成為民眾信賴的媒體。六○年代,余先生掌握台灣經濟發展趨勢,率先將報紙改為彩色印刷,廣獲廣告市場青睞,營收倍增。其後又以倫敦《泰晤士》報為典範,將《徵信新聞》改名為《中國時報》,隱然成為台灣輿論重鎮,自由中國的媒體代表。

  余先生他有識人之明與大膽用人的魄力。在台灣政治走向自由化的六○年代後期,他親自招募各報或雜誌的名筆,如江春男、曾祥鐸、南方朔,委以重任。在透過周天瑞與高信疆兩位才子,大舉招兵買馬,周天瑞負責政治領域的招才工作,由他引介了如王健壯、金惟純、林國卿、張叔明等年輕記者加入時報新聞採訪工作。高信疆則主編《人間》副刊,再介紹了如詹宏志、林清玄、李利國等,新一代作家,成為時報編輯。透過周天瑞、高信疆的穿針引線,廣結善緣。有人說:在余先生的人才政策下,台灣媒體出現了所謂的「紅衛兵」現象,由一群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向黨政軍的傳統媒體,進行了一場「文化大革命」。拜當時中國時報與聯合報互相挖角的競爭,我一進報社就位居主筆的高位。,再加上當時報社極少數有博士班學歷的新人,難免佔了學歷的優勢。但是要想在人才濟濟的時報集團中生存,那可是艱鉅挑戰。


大報的對比


  在我還沒進時報之前,周遭文化界的朋友就常以時報余紀忠與聯合報王惕吾做比較。余先生是了解現實的理想主義者,領導風格是政戰系統,天威難測。王先生是具理想的現實主義者,領導方式是正規軍作戰,按部就班。我曾在聯合報兼職三年半,雖然《中國論壇》辦公室與王惕吾董事長同一層樓,我也經常看到王先生,卻從未交談過,因為他非常注重上下位階分明,不會逾級指揮的。但時報的余先生,只要看到記者有傑出的採訪報導,立刻就打電話嘉勉,甚至召見於余府,親自鼓勵,幸運的話,還會破格升遷。

  就因為兩報企業文化差別如此之大,當周天瑞問我是否有意來時報工作,我是一口拒絕的。因為在學業上,我無法做全職新聞人,在經濟上,我兼差所得遠超於報社的專職。可是余先生就有這種本事,提出讓我難以拒絕的條件。於是,我在十二月一日正式到時報上班。第一天上班的時間是下午三點,我踏入大理街的時報大樓編輯部,在黑暗的辦公室中,只見一盞檯燈亮著,南方朔就在燈前看書,他與我原本就有幾面之緣,所以就直接問我:「你也來時報?」,我回答說:「是,請學長指教。」他語重心長的對我提出一生都有用的忠告:「你要不斷創造你的被利用價值。」真是犬儒主義的智慧!

  僥倖獲得主筆一職後,接下來就是上司楊乃藩的考驗,時報社論每月約三十篇,他幾乎每兩天就寫一篇,其他社論分配給王作榮(經濟)、關中(國際)、沈宗琳(黨政)等著名大筆,哪有我這嘴上無毛的小輩提筆上陣的機會。平時上班的主要工作,就是剪各報社社論來「比報」,分析各家所長所短,雖然有點無聊,但仍有相當收穫,畢竟文章是沒有客觀標準,不是有《文心雕龍》的如椽之筆,就可縱論天下事的。所以說,多看多寫,應是「練劍」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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