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友會

因為黨外運動從七○年代開始發展，已點燃了台灣民間反國民黨的情緒，到了中壢事件，就已顯示政治參與已瀕臨失控邊緣，但政府卻無法提供疏導參與熱潮的民主疏洪道。



　　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把政治參與比喻為洪水，必須建立「制度化」做為疏洪道，是很有智慧的看法，他說：「人類可以有秩序，卻沒有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沒有秩序。」用這觀點來看從中美斷交之後，到《美麗島》高雄事件爆發，可以適用的，因為黨外運動從七○年代開始發展，已點燃了台灣民間反國民黨的情緒，到了中壢事件，就已顯示政治參與已瀕臨失控邊緣，但政府卻無法提供疏導參與熱潮的民主疏洪道。其結果是大規模的政治衝突與當局的政治鎮壓，使台灣民主化的進程倒退了十年，這段衝突的歷史，我是扮演目擊者與記錄者的角色。

　　美國承認北京，國民黨當局依臨時條款下令中止選舉，這決策或許是因應變局的非常手段，但黨外人士不以為然，認為國民黨將返回威權統治的鎮制，因此雙方猜忌日深，衝突升高。


第一次政治示威


　　一九七九年三月，高雄縣黨外領袖余登發被捕，理由是涉入匪諜吳春發案，黨外人士如許信良等集體南下示威，此為戒嚴以來，第一次的政治示威行動。五月政府對參與示威的桃園縣長許信良的「擅離職守」予以彈劾，處分休職兩年，更激化了雙方的對立。在這段日子我們的主編耿榮水負責報導黨外運動，曾多次訪問許信良等黨外領袖，他們認為若不採用走上街頭示威，是無法讓國民黨恢復選舉，他們也判斷國民黨投鼠忌器，不敢對黨外的社會運動採取非民主的手段，影響到國際形象，這就是姚嘉文所說的「法律邊緣戰術」。但這戰術的運用，動員群眾情緒的民粹主義，埋下日後爆炸的地雷了。

　　在這衝突逐步升高的社會氣氛下，黨外路線開始分裂，康寧祥為主的溫和派警覺政治環境不利，採取較保守的批評路線，他邀請江春男負責創辦《八十年代》雜誌，於七月發行創刊號，火爆批判的字眼消失了，代之以溫和自由主義的呼聲。這路線當然無法滿足已被點燃的反國民黨情緒，於是立場更為激進的《美麗島》雜誌，就成為黨外運動的主流，這份創刊於八月的政論雜誌，集合當時反國民黨的政治人物，立場鮮明，一上市就洛陽紙貴，轟動全台。

　　我與江春男本就認識，由他介紹而認識立委康寧祥，他們都是我的重要新聞消息來源，因此我常造訪位於台大附近的《八十年代》編輯部，當時重要的編輯包括林正杰、林濁水、范巽綠等，都是熱情洋溢，充滿理想抱負的年輕人。對於政治改革的大方向，我們是一致的，改革的手段是以漸進溫和的方法，也有共識。彼此若有不同，則是因我有國民黨身份，而他們是黨外。但不因此減損我們的互動與溝通。我還有時以筆名在《八十年代》發表文章，並無「敵我矛盾」的對立意識。

　　相對的，《美麗島》雜誌則視我為批判對象，在創刊號就專文對我指名叫陣，視我為國民黨的「化妝師」，美化台灣現代化的成果，《美麗島》對我的批評，提高了我在余先生心中的地位。在《美麗島》創刊號上市的幾天，余先生的女兒余範英見到我，就說「你和金耀基一樣有名，因為美麗島雜誌第一期就指名罵你們兩位。」聽到這話，我是啞口無言，無言以對。

　　《美麗島》雜誌在黨外運動發展是很重要的里程碑，因為它的社務委員網羅了當時台灣所有重要的黨外人，包括了在朝、在野、左派、右派，甚至《八十年代》發行人康寧祥都在內。不論這些人是否全部同意贊助，至少在表面上是黨外的機關刊物，是反對運動的主流。加上它的英文譯名為〝Formosa〞，再下面註明這是一本台灣民主運動的雜誌，清楚表明其政治立場，因此被執政當局視為有台獨傾向的媒體。由於美麗島雜誌聚集具有群眾基礎的各方黨外人士，因此，雜誌只是黨外運動的宣傳媒體，雜誌社才是真正的目的，透過雜誌社發展一個名符其實的政黨。


尷尬的改革派 


　　面對台獨的勢力由隱性轉為顯性的時刻，部分反台獨民眾在官方的默許下，成立了《疾風》雜誌，以為反制。當九月八日《美麗島雜誌》在台北「中泰賓館」舉行創刊酒會，《疾風》的成員聚眾在場外不威，我是到現場採訪新聞的記者身分，目睹了生平第一次群眾運動的衝突事件，當時在外圍的反美麗島群眾，在抗爭口號與高歌愛國歌曲之後，居然向參與酒會的人士投擲石塊、電池、西瓜皮，其激情的動作，激化對立氣氛，震撼我這在象牙塔中，只會唸書的讀書人。我紀錄了這場群眾暴力事件，並予以嚴詞譴責，這使我得罪了所謂的「右派」，也被列為他們口誅筆伐的對象。我才了解抗廷頓所說的，改革派是最尷尬的位置，激進派視你是太保守，而反動派卻視你為激進。

　　面對日益升高的政治對立情勢，余先生對我的期望很高，基於責任感，我在博士班二年級辦了休學，希望有更多的時間去政治現場從事採訪報導。我主要負責的路線是國民黨高層，所以經常接觸關中、鄭心雄等年輕一代的黨政菁英，他們都對兩極升高對立情勢，引以為憂，也認為國民黨的改革太慢，例如解除戒嚴及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的課題上。我也發現國民黨老一輩的黨政人士太過保守，根本無法掌握民間求新求變的民主期望，年輕一代的關中、宋楚瑜等留美返國的才俊，雖蔣經國重用，但他們在黨內的地位還是太低，比例也太少，根本無法改變僵固的黨國結構。難怪雙方的忌日深，衝突節節高升，最後走向攤牌。

　　從中泰賓館事件之後，支持黨外的群眾也被激化，開始走上街頭抗爭。在十一月二十日，在台中市舉行為吳哲朗舉辦的「坐監惜別會」之後的遊行，就出現用火把遊行的群眾抗議國民黨的示威，這已預示下一波抗爭走向失控的前奏曲。

　　在暴風雨的前夕，並不是沒人察覺到執政當局可能採取的鎮壓行動。例如被停職的桃園縣長許信良，就在九月三十日出國考察進修，不知他是未卜先知，還是幸運的逃過劫難呢？同樣的，張俊宏在十一月就已經發現局勢發展有失控的可能，據傳他在永康街開始找地方想另辦一份雜誌，走比中道的路線，顯然都覺得不太對勁了。

　　面對黨內外政治衝突對立升高，余先生認為除了中國時報的社論及專欄要發揮調和鼎鼐的功能，也希望《時報周刊》海外版也能在台灣發聲，於是向新聞局申請上市，為了與原本《時報週刊》國內版區分，改名為《時報雜誌》，就在十二月第一個禮拜出刊，恰巧趕上了高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