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黨外運動從七○年代開始發展,已點燃了台灣民間反國民黨的情緒,到了中壢事件,就已顯示政治參與已瀕臨失控邊緣,但政府卻無法提供疏導參與熱潮的民主疏洪道。



  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把政治參與比喻為洪水,必須建立「制度化」做為疏洪道,是很有智慧的看法,他說:「人類可以有秩序,卻沒有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沒有秩序。」用這觀點來看從中美斷交之後,到《美麗島》高雄事件爆發,可以適用的,因為黨外運動從七○年代開始發展,已點燃了台灣民間反國民黨的情緒,到了中壢事件,就已顯示政治參與已瀕臨失控邊緣,但政府卻無法提供疏導參與熱潮的民主疏洪道。其結果是大規模的政治衝突與當局的政治鎮壓,使台灣民主化的進程倒退了十年,這段衝突的歷史,我是扮演目擊者與記錄者的角色。

  美國承認北京,國民黨當局依臨時條款下令中止選舉,這決策或許是因應變局的非常手段,但黨外人士不以為然,認為國民黨將返回威權統治的鎮制,因此雙方猜忌日深,衝突升高。


第一次政治示威


  一九七九年三月,高雄縣黨外領袖余登發被捕,理由是涉入匪諜吳春發案,黨外人士如許信良等集體南下示威,此為戒嚴以來,第一次的政治示威行動。五月政府對參與示威的桃園縣長許信良的「擅離職守」予以彈劾,處分休職兩年,更激化了雙方的對立。在這段日子我們的主編耿榮水負責報導黨外運動,曾多次訪問許信良等黨外領袖,他們認為若不採用走上街頭示威,是無法讓國民黨恢復選舉,他們也判斷國民黨投鼠忌器,不敢對黨外的社會運動採取非民主的手段,影響到國際形象,這就是姚嘉文所說的「法律邊緣戰術」。但這戰術的運用,動員群眾情緒的民粹主義,埋下日後爆炸的地雷了。

  在這衝突逐步升高的社會氣氛下,黨外路線開始分裂,康寧祥為主的溫和派警覺政治環境不利,採取較保守的批評路線,他邀請江春男負責創辦《八十年代》雜誌,於七月發行創刊號,火爆批判的字眼消失了,代之以溫和自由主義的呼聲。這路線當然無法滿足已被點燃的反國民黨情緒,於是立場更為激進的《美麗島》雜誌,就成為黨外運動的主流,這份創刊於八月的政論雜誌,集合當時反國民黨的政治人物,立場鮮明,一上市就洛陽紙貴,轟動全台。

  我與江春男本就認識,由他介紹而認識立委康寧祥,他們都是我的重要新聞消息來源,因此我常造訪位於台大附近的《八十年代》編輯部,當時重要的編輯包括林正杰、林濁水、范巽綠等,都是熱情洋溢,充滿理想抱負的年輕人。對於政治改革的大方向,我們是一致的,改革的手段是以漸進溫和的方法,也有共識。彼此若有不同,則是因我有國民黨身份,而他們是黨外。但不因此減損我們的互動與溝通。我還有時以筆名在《八十年代》發表文章,並無「敵我矛盾」的對立意識。

  相對的,《美麗島》雜誌則視我為批判對象,在創刊號就專文對我指名叫陣,視我為國民黨的「化妝師」,美化台灣現代化的成果,《美麗島》對我的批評,提高了我在余先生心中的地位。在《美麗島》創刊號上市的幾天,余先生的女兒余範英見到我,就說「你和金耀基一樣有名,因為美麗島雜誌第一期就指名罵你們兩位。」聽到這話,我是啞口無言,無言以對。

  《美麗島》雜誌在黨外運動發展是很重要的里程碑,因為它的社務委員網羅了當時台灣所有重要的黨外人,包括了在朝、在野、左派、右派,甚至《八十年代》發行人康寧祥都在內。不論這些人是否全部同意贊助,至少在表面上是黨外的機關刊物,是反對運動的主流。加上它的英文譯名為〝
Formosa〞,再下面註明這是一本台灣民主運動的雜誌,清楚表明其政治立場,因此被執政當局視為有台獨傾向的媒體。由於美麗島雜誌聚集具有群眾基礎的各方黨外人士,因此,雜誌只是黨外運動的宣傳媒體,雜誌社才是真正的目的,透過雜誌社發展一個名符其實的政黨。


尷尬的改革派
 


  面對台獨的勢力由隱性轉為顯性的時刻,部分反台獨民眾在官方的默許下,成立了《疾風》雜誌,以為反制。當九月八日《美麗島雜誌》在台北「中泰賓館」舉行創刊酒會,《疾風》的成員聚眾在場外不威,我是到現場採訪新聞的記者身分,目睹了生平第一次群眾運動的衝突事件,當時在外圍的反美麗島群眾,在抗爭口號與高歌愛國歌曲之後,居然向參與酒會的人士投擲石塊、電池、西瓜皮,其激情的動作,激化對立氣氛,震撼我這在象牙塔中,只會唸書的讀書人。我紀錄了這場群眾暴力事件,並予以嚴詞譴責,這使我得罪了所謂的「右派」,也被列為他們口誅筆伐的對象。我才了解抗廷頓所說的,改革派是最尷尬的位置,激進派視你是太保守,而反動派卻視你為激進。

  面對日益升高的政治對立情勢,余先生對我的期望很高,基於責任感,我在博士班二年級辦了休學,希望有更多的時間去政治現場從事採訪報導。我主要負責的路線是國民黨高層,所以經常接觸關中、鄭心雄等年輕一代的黨政菁英,他們都對兩極升高對立情勢,引以為憂,也認為國民黨的改革太慢,例如解除戒嚴及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的課題上。我也發現國民黨老一輩的黨政人士太過保守,根本無法掌握民間求新求變的民主期望,年輕一代的關中、宋楚瑜等留美返國的才俊,雖蔣經國重用,但他們在黨內的地位還是太低,比例也太少,根本無法改變僵固的黨國結構。難怪雙方的忌日深,衝突節節高升,最後走向攤牌。

  從中泰賓館事件之後,支持黨外的群眾也被激化,開始走上街頭抗爭。在十一月二十日,在台中市舉行為吳哲朗舉辦的「坐監惜別會」之後的遊行,就出現用火把遊行的群眾抗議國民黨的示威,這已預示下一波抗爭走向失控的前奏曲。

  在暴風雨的前夕,並不是沒人察覺到執政當局可能採取的鎮壓行動。例如被停職的桃園縣長許信良,就在九月三十日出國考察進修,不知他是未卜先知,還是幸運的逃過劫難呢?同樣的,張俊宏在十一月就已經發現局勢發展有失控的可能,據傳他在永康街開始找地方想另辦一份雜誌,走比中道的路線,顯然都覺得不太對勁了。

  面對黨內外政治衝突對立升高,余先生認為除了中國時報的社論及專欄要發揮調和鼎鼐的功能,也希望《時報周刊》海外版也能在台灣發聲,於是向新聞局申請上市,為了與原本《時報週刊》國內版區分,改名為《時報雜誌》,就在十二月第一個禮拜出刊,恰巧趕上了高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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