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八日警總軍法處宣判,黃信介處十四年徒刑,施明德處無期徒刑,其餘涉案人皆判十二年等,此判決顯然太重,顯示國民黨保守勢力氣勢高漲。


  一九八○年的到來,台北天空是陰霾的,美麗島高雄事件餘波盪漾,一月八日施明德在西門町漢口街被捕,他被視為此事件的首謀,因此他的歸案,意味著軍法大審就將展開序幕。

  在這負面消息充斥的時刻,我的心情有另一番的化學變化,因為太太的預產期逐漸迫近,她當然緊張,而我也抱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理。巧合的是,她是在二月二十八日晚上產生陣痛,送到國泰醫院急診室,居然遇到台大醫學院的昔日同學,以此享受比較關注的特權,但依然是巨痛不已,一直到次日上午八時才出生。從前笑別人四年過一次生日,沒想到自己長子就遇到這特殊的日子,我們很早就給他命名為「書翰」,當然是希望他讀書多愈古代翰林了,真是很傳統、封建,沒辦法,家族遺傳吧!

  惟很不幸的是,我在醫院就聽到林義雄家發生血案,她的母親及兩位雙包胎女兒不知被那來的血腥殺手殘酷殺死,震驚整個社會,也為即將來臨的審判蒙上令人高度的不安陰影。政府立刻出面否認涉案,並承諾要緝凶到案,此事件發生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之後的三十三年,絕對是政治謀殺,迄今仍是懸而未破的刑案,真象仍未大明。

  美麗島軍法大審是公開的審訊過程下進行,軍事檢察官林輝煌是我高中同班的班長,他在學校時就是鶴立
群,大學考上中興大學法律系,再攻讀研究所,當時是服預官役,沒想到在這歷史性大案上,擔任起訴的檢察官,審判期間允許記者及家屬旁聽,並允許報紙充分報導被告的陳述及律師的辯護詞,使反對人士的政治觀點透過大眾媒體傳播,使一般民眾對台獨問題有深入的了解,因而博得部分民眾的同情,再加上林宅血案的發生,更使執政當局面臨不少的壓力。

  四月十八日警總軍法處宣判,黃信介處十四年徒刑,施明德處無期徒刑,其餘涉案人皆判十二年等,此判決顯然太重,顯示國民黨保守勢力氣勢高漲。在這種政治環境下,媒體寒蟬效應,不敢發聲。六月中國時報採訪主任兼專欄主任周天瑞被迫出國,前往匹茲堡進修,這事情自然予我脣亡齒寒的感覺!

  高雄事件審判結束不久,政府宣佈年底恢復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反映當局仍願意繼續嚐試民主化,黨外也以審慎態度因應,年底選戰結果是國民黨得到選票的七成,黨外仍維持三成的群眾基礎,此結果鼓舞了原本潰散的反國民黨勢力,也使蔣經國了解到台灣黨外是不可消滅的。於是,國民黨的開明派再度抬頭,其中最矚目的就是宋楚瑜於一九八一年五月出任新聞局長。


苦讀型的宋楚瑜


  我在《時報雜誌》政治版幾乎每期都發表文章,多少引起黨政高層的注意。我是從現代化理論角度肯定國民黨的經濟發展策略,並期望政治自由化的步伐加快,這些看法引起當時蔣經國身邊紅人宋楚瑜的注意。宋楚瑜出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之後不久,我就接到新聞局主任祕書張佐為的電話,說宋局長要請我吃飯。我當然不好拒絕宋局長的邀宴,就答應下來。過了兩天,我拉著在碩士班唸書的朱雲漢兩人就到仁愛醫院後面的一家餐館赴約,到了餐敘的包廂,張主秘一個人在等我們,不久宋楚瑜就進來了,看到我第一句話居然是:「是不是請錯了?你怎麼那麼年輕。」我立刻回話:「你也才三十多歲,就做了新聞局長啊!」接著我介紹更年輕的朱雲漢給局長,並說:「他的才華才是不可限量的。」於是我們四位,就開始入座,簡單幾道家常菜,但對話卻非常學術,圍著政治發展的話題打轉。

  宋楚瑜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很認真,是苦讀型的讀書人,談話中展現自信與愛國情操,坦率執著,卻予人君子可以欺之以方的感覺。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宋楚瑜能成為蔣經國總統及孫運璿院長重用的部署,是有道理的,因為他有國際化的視野,又有腳踏實地的執行力,是一流的行政人才。但我很清楚,在他底下做事,可能是沒日沒夜的苦幹。因此當宋楚瑜開口希望我能到新聞局兼職,為孫院長撰寫文稿,我委婉拒絕。依我的性格,恐怕無法勝任這種老闆的操練。惟我相信做宋楚瑜的朋友,應該是可信賴的(事後證明,當鄭淑敏在時報失勢時,宋楚瑜就適時伸出援手,雪中送炭)。

  由於宋楚瑜的肯定,使我在余先生面前的地位更形穩固,他不時邀我到他書房暢論對國內外大事的看法,甚至邀我共進晚餐。與余先生相處,就好像小時在叔公旁邊的日子,我大多時間都是在學習他的人生智慧經驗,扮演好的聽眾,適時向他請益。

  美國承認中共政權後,許多國家紛紛跟進,台灣外交岌岌可危。政府也急於思考如何突破國際困境,我的老師魏鏞時任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他提出了「多體制國家」(
multi-system nation)的建議,簡單的說,中華民國雖然不採行獨立,但並不意味著無條件的支持統一,除非兩岸政治體制一致,否則目前不同體制的僵局會繼續下去。面對政治現實,有必要發展新的制度設計來處理兩岸互動,以及國際社會的「共存問題」。多體制國家雖然不被保守派所接受,但反映新一代領導階層願意以更成熟且彈性態度來突破現存的困境。

  在國民黨開明派的推動下,魏鏞的主張發表於在中國時報專欄,做為風向球,其結果反應良好,於是在丘宏達等的推動下,一九八一年六月於華府喬治城大學舉辦了「多體制國家」研討會,余先生決定派我前往採訪。就在出發前夕,余先生找我到他的書房,告訴我,他計畫到美國辦報,希望我在會議結束後,能夠在美國各地訪問華裔學者,順便了解華人報業的市場。

  帶著非常興奮的心情,我踏上訪美行程,距離我大學時期的美國之行,已經七年之久。我第一站也是到舊金山,由總領事鍾湖濱接待,吃了一頓牛排大餐,當晚又由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陳鼓應開車,帶我到作家陳若曦的住所,一同談美麗島高雄事件後的政局變化,大家對台灣保守派勢力高漲,及蔣家第三代蔣孝武、蔣孝勇是否會接班,都表示高度的憂慮。但我告訴他們,「蔣經國非常聰明,不可能走回頭路的。」

  第二天飛往華府,見到心儀已久的中國時報駐美特派員傅建中,由他導引也訪問到陳香梅女士,寫了一篇報導。記得的一段對話是,我問她:「以一位中國人如何在美國政壇上脫穎而出成為領袖(她當時擔任雷根總統任內共和黨全國籌款委員會主席)?」陳香梅很簡單的回答說:「不卑不亢。」這句話讓我回味不已,真是大智大慧的體認。

創作者介紹
創作者 penfrank 的頭像
penfrank

彭友會

penfrank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