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博士候選人


  通過資格考,我成為博士候選人,但離提交論文口試,只剩下一年半的時間。我的指導教授呂亞力,一直愛護我的長輩,他從不疾言厲色的督責我要進行論文,這反而使我有強烈的內疚感,不太敢去見呂老師,報告論文的發展進度。當時,我是他指導的第一位博士生,我也無從知道老師的「作業程序」。在博士班第四年時,我就決定放棄入學時申請研究的政治行為領域,即「我國中學生的政治社會化研究」,想轉向政治發展的主題,也寫了一本《國民黨與台灣現代化》。這本書做為政論書籍是可以,但想成為博士論文,缺乏嚴謹的理論架構及足夠經驗性素材,是不可能過關的。

  在博士班第六年,我讀到政治學家普特南(
Robert Putnam)寫的《比較政治菁英》(Comparative Political Elites)教科書,突然想到呂老師曾教「菁英民主理論」,於是向老師請教可否研究我國政治菁英的題目,他很贊同我朝這方向發展。經過了幾次會面的討論,我決定了以「中華民國行政院會議成員的分析」為題目。簡單的說,我想回答的問題是:「進入內閣的是哪些人?他們具備了哪些條件?」

  我的老師魏鏞在美國攻讀博士的階段,是研究明朝官員的社會背景,他運用量化統計方法來描述及解釋「入閣拜相」的現象,算是這領域的學術先進,我向他請教了許多蒐集資料的方法,建立研究對象檔案。我的研究對象,是政府遷台(一九四八年)以來的所有內閣閣員,必須將每一位人士的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籍貫,教育,事業的經歷等,再建立有系統的檔案,這是最基本的工作,必須仔細找到正確資料,再加查證,因為有許多資料是不正確的,必須還原真象,這就花了近一年時間。除此之外,為了與歐美此領域的研究,相互比較,我在一九八五年的暑假,前往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及亞里桑納大學的圖書館進行了為期兩個多月的書籍及論文的蒐集與整理,俾使我的論文草稿儘可能的符合國外大學博士水準的要求。

  總之,我是一方面根據菁英理論的研究計畫導引,從事經驗資料的處理;一方面以比較政治理論的角度,分析我國的菁英甄補(
elite recruitment)與其他政治體系有何異同,並探討背後的原因。如此程序下,資料與理論不斷進行歸納/演繹的「對話」,相互參照,此訓練的確有利於我們建立更具解釋及預測力的「理論」。簡單的說,我們一旦建立科學的理論來解釋「哪些人入閣?為什麼?」,自然可以預測未來內閣變動時的候選人才庫。根據初步資料分析,蔣介石時期的「入閣」是如古代升官圖,按部就班,蔣經國時期的「入閣」,就變異性較大,有破格拔昇的機會,但他們都依循一定的規則。更令我驚訝的發現是,我國進入內閣的登高路徑(paths to the top),居然與大多數內閣制的國家,相去不遠。普特南在《比較政治菁英》上的法則,我國依然相似的出現,例如男性,就讀大學名校;獲碩士以上學歷等因素,都呈高度的一致性,此所謂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s),真有普遍性的存在。

  一九八六年春季開學,我已經將博士論文寫了一半以上,向呂老師請益的時間也比較多,蒙他費心修改,我開始有信心應可如期畢業。然而,此時論文的寫作面臨到一個困擾,就是我發現要正確解釋一個內閣官員的「雀屏中選」,有兩個重要因素在之前並沒處理到,一個是他與蔣家的關係(如師生、部屬、親戚等);一個是國民黨的特殊培訓(如革命實踐研究院,國家建設研究班等)。但這兩個因素,並不是很容易查到,有些人的自傳或傳記中會提到,但是有些人,明知道他可能有,卻沒有具體的文字資料證據,這問題困擾我很久。若依普特南的理論架構,是可以不管這兩個因素,但要正確解釋我國的內閣閣員之產生,又不能不處理。若要處理,資料重新統
的問題不大,但立基於不完備或不堅實的數值,很可能在口試時被口試委員發現,造成論文無法通過。我在與指導教授討論後,決定採保守策略,先求論文本身的數值正確,有一定的解釋力,安全通過口試再說。待未來正式出版時,再補充這兩個因素,以求更接近真實的答案。所以,我的博士論文口試本並不是最終的版本,而是穩健保守的學術研究報告。

  五月,我的博士論文完成,由呂亞力老師審查修改完畢,就向學校申請口試。再一一將口試本送到胡佛教授、袁頌西教授、雷飛龍教授、魏鏞教授、易君博教授等口試委員,進而等待口試的大日子來臨了。

  在等待口試的一個月中,我靜下心重新回顧過去十五年政治學的學習生涯,內心充滿了感激與慶幸。感激我遇到許多充滿智慧的老師與他們無私的教誨,慶幸環境變化刺激我在浩瀚的政治學領域中找到自己學習的方向,並有熱情去尋找問題並尋覓答案。


人是政治動物


  政治學是統治者的學問,因為它掌握有人類以來,如何治理一群人,進行合宜的價值權威性分配的知識。政治學也是現代公民的學問,因為它記錄了人民反抗不合理統治,爭取自由、平等、正義的歷程。所以,居廟堂之高,政治學幫助執政者如何調和鼎鼐,處江湖之遠,政治學幫助庶民百姓如何制衡掌權者。

  自然科學家發明原子彈,惟政治人物決定是否要按下導彈的發射鈕,此為不爭的事實。面對巨變的世紀,世界因資訊革命而建立了新的地球村,惟本質上仍是亞里斯多德的城邦(
polis),我們每個人都與這城邦息息相關,因此,這位政治學鼻祖在二千多年的箴言:「人是政治的動物(Man, by nature is political animal)。」依然有效。

  我何其有幸研習古代帝王與現代公民都需要的知識,讓我洞察權力世界,而不落犬儒主義;出入於象牙塔;而不迷失自我,這一切,都要感謝古今中外對政治現象從事探索先哲之遺產,我也有責任繼承此傳統,而發揚光大。日後的生涯雖然在我的博士論文中沒有留下上述的文字,但我用過去的二十多年,實踐了這想法。

  這本書是記錄在台大學習政治學十五年的一位學生的心得,在結束前,我要引述佛斯特(
Robert Frost)的著名詩《未竟之路(The Road Not Taken)做為台大知旅的結論:


  許多、許多年以後,

我會喟然而嘆述說這事:

林中有兩條岔路

我走的是少有人走的路

一切都不同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sign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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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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