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競爭,爾虞我詐



  他第一次申請八所學校沒上時,我們都沒責備他。小孩其實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他的功課
、他的實力與他的努力,他自己最清楚。沒申請到理想大學時,只想幫他解決問題。我太太倒是很挫折,悲嘆了幾聲,但還是壓抑住了。我們最多嘮叨兩句,不會罵,有時候會用較緩和的方式說:「誰叫我們基因不好。」或者說:「怎麼會這樣呢?為什麼別人可以申請到好學校,你有沒有自己反省一下。」


  其實,他十一、二年級暑假回來,都與同學們去美加補托福,光在美國念還是不夠。有些人九年級暑假就回來補,連補三年,還不跟別人講。我兒子後來有被騙的感覺,他第一次寄出八封申請函,同學也寄八封,但台灣又請人發十二封到二十封,兒子發現這件事後覺得有點詐,很生氣。他為什麼發現?他回台灣時去補習班,才知道同學另外在台灣發信,但都沒跟他說。這是台灣教育的偏差,從小在競爭上多少都會爾虞我詐。我們家兒子太單純了,父母剛開始放手不管,後來才發現其他人後備部隊都很強,名門之後都是靠推薦函上好學校。


  有了學校之後,兒子放心了些,就邀我參加他在Northfield的畢業典禮,剛好是六月六日斷腸時,我特別調課參加。我四日就飛到康州首府哈福特,走了幾個知名大學,還特別去康州大學,那時心情已經很好,在機場旅館還叫了一份頂級牛排,好好享受了一下,覺得四年花了十一、二萬美金還值得。

  從他入學至畢業,有四年時間我們都沒再到Northfield,感覺四年過得好快,小孩子的成長好像一轉眼,我還特別去四年前吃過飯的餐廳看看。我太太的分析是,我因為繳學費壓力太大,所以時間變快了,當債主逼門時,時間通常都會過得很快。畢業典禮前夕旅館已滿,兒子幫我訂了一間很簡陋的『燭光旅館』,居然要七十五美金一晚,平常只要二十五元。我自己住進旅館,兒子在學校不准出來,我事先跟蔡瑋教授聯絡過,他兒子也畢業,他從紐約租車會開過來接我,一起參加畢業典禮。第二天我吃完早餐開始等蔡瑋,越等越著急,後來搭他車到學校時已經有點晚,還好來得及參與畢業典禮。

  他們的畢業典禮非常熱鬧,很多家長參加,到處有人在拍照留念。我們到的時候,畢業生已排好隊穿好有點像學士服的黑色禮服。我們各自去找小孩,畢業生大部分都在帽子上搞花樣,黏一個飛機、或一隻鳥,或用不同的字寫東西,兒子在帽子上寫了一個P字,是他的姓,第一字的大寫。前一晚在Greenfield逛的時候,我進了一家卡片專賣店,買了一張一九九九的卡片,就寫上「祝書翰成為二十一世紀前最後一屆畢業生」,其實錯了,二OOO年才是最後一屆。那天看到兒子,我就先把卡片給他。我在現場碰到了一些同樣是來自台灣的家長,有位女士戴鴨舌帽,是蕭萬長的夫人,還有其他孩子的父母,大部分都去了。那時候我強烈感覺一定要參加小孩的畢業典禮,有一、兩個台灣同學父母沒來,總覺得怪怪的,父母至少要有一個參加兒女的高中畢業典禮。

  Northfield
的畢業典禮用古禮進行,有師長穿英國古代皇家服裝,手上拿很大權杖引領畢業生入場,之後,全體唱校歌,是英國民謠。跟我們的畢業典禮一樣,也是校長、名人、畢業生致詞,然後一個個唱名上台領畢業證書,男生女生依序上去,父母都搶著照相。那天太陽很大很熱,證書一領完,大家就把帽子往上丟,典禮就結束了。

  結束後立刻就要離開校園,一般低年級生都已經放暑假了,畢業生當天就到宿舍拿東西打道回府,然後學校就關門。我陪孩子在校園走,每個人都問他要上哪個大學,「我們在哪裡見?」如果學校不好,還很難熬。他們學校一年能上哈佛的,也不過三、四個。台灣學生大多繼續念大學,既然已經出來了,就沒有再回去的道理。德國就有人學會英文後回德國念書,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也有些亞洲人被迫休學,無法順利繼續留學。

  兒子能進匹茲堡大學,說不定因為他是一個國際學生,基於比例原則,有加分作用,否則以他的實力還不見得有機會入學。像斯里蘭卡學生因為很少,在追求多樣化、國際化的前提下,就可能獲益,台灣學生如果申請人數太多,他們也不要。

  回宿舍後,兒子帶我去拜訪「美國政治史」老師,向他道別。老師說我的書還放在他的架子上,但是看不懂,我說中文太難,最好一輩子不要看懂。我謝謝他照顧孩子,他說兒子很優秀,兩人說了一些寒暄客套的話。那時,我注意到兒子手上一直拿著一束花,要他放著他就是不肯,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女朋友送的,那一束花他一路一直拿到鳳凰城,後來還變成乾燥花,到現在還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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