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PSA年會是英國政治研究的大事,因為此次年會適逢60周年,所以廣邀全球政治學者共襄盛舉,我也事逢機緣的參加,分享來自51個國家千餘學者的知識結晶。為了凸顯這次大會的意義,著名的Macmillan出版公司推出由Colin Hay主編的《政治學新方向-回應相互依存世界的挑戰》(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s of an Interdependent World),這是一本論文集,核心概念是「相互依存」,從微觀面(micro-level)的知識領域,到宏觀面(macro-level)的全球化,都有觸及。

 由於我參加此次PSA大會,有用到國科會補助款(雖然不多),是「民脂民膏」的血汗錢,所以,有義務向〝the Public〞報告我的見習心得。惟我並未參與高達280個的研討會(panels),只能就這本書的大方向,在加上參考「美國政治學會」(APSA)在2006年為紀念成立100周年所出版的專輯(見APSA),對當前的政治學發展,提出個人不成熟的鳥瞰。當然,本文的政治學多少是歐美為中心的視角,絕不能視為全世界不同地區政治學家的研究貢獻。

 政治學在1989年時,面臨嚴峻的挑戰。原本立基於兩極體系的結構,且以美國、西歐民主國家的政治經驗為主軸的政治學,自二戰後,無論是行為主義,乃至於1970年代的後行為主義,都不能脫離建立具解釋力、預測力的定律與理論。然而,誰也沒法預料到1989年蘇聯;乃至於東歐共產政權的倒台,也沒有人斷言中共政權不僅未依骨牌而倒,反而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一方面堅持一黨專政,另方面創造了連續十多年的高速經濟成長。這些政治現實,嚴重打擊到國際關係、比較政治的「學者專家」,他們都面臨寫教科書、論文的尷尬處境。

 在微觀政治學方面,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因為新選民的崛起改變了個體政治的生態。這些是在網際網路(internet)的資訊社會下長大的公民,不是過去選舉行為研究下的〝投票機器〞。若依美國選舉研究的正統論述,誰能預測到黑人總統歐巴馬贏得2008年的大選?再者,因資訊革命及全球化的動力,造成各國都出現M型社會的變化,即貧富不均及結構性失業問題的影響,「理性選民」的基礎是什麼?換言之,行為論及理性選舉論就算理論不變,其經驗資料也要重新檢視其有無過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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