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回應「典範危機」的挑戰,Colin Hay (2010)提出了一個「不新不舊」的應策略,就是與1950年代行為主義出現之初曾紅極一時的「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相類似的「相互科際性」(interdisciplinarity)概念。涉及社會互動的政治、文化、經濟等三大領域之相關知識,必須打破既有學科的「邊界」(boundaries),追求一門整合的社會科學(an integrated social science)。如此,才能處理因全球化而型構的相互依存世界,及其帶來的諸多問題。

 在70年代「後行為主義」時期,政治學家已開始從政治體系論轉向國家理論,並因關注統合主義(corporatism)而重新強調制度的重要性,因此在80年代「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逐漸成為宏觀政治學的主流。相對的,能以量化方法處理的選舉行為,透過更精緻的統計方法,使美國政治學界強化了理性選擇論的典範霸權。90年代政治文化的研究再掀熱潮,使Almond及Verba的遺緒,透過Inglehart的全球現代性與後現代(post-modernitation)之調查研究,鞏固了行為論的研究基地。所以,我們可以簡化的說,理性論、行為論與新制度主義這三大理論是世紀之交,政治學的主流。

 由於三大理論本質上是屬於經驗主義理論,忽視政治學的規範意義,所以,從事政治哲學的學者不斷呼籲我們不能忘掉政治作為「城邦」(polis)公共生活之知識目的。從羅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及其引起的個人主義與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之論戰之後,到哈伯瑪斯(J. Habermas)的公共領域理念及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之實踐,皆成為1990年代以來,規範政治學的焦點。

 從二十一世紀開始迄今,政治學的新方向除了延續上述的主流之外,可以看出有下列幾個重點:

 

一、公共政策與治理:

面對高科技的資訊社會與相互依賴的世界挑戰,現有的政府結構與官僚組織是無法因應專門化與複雜化的公共政策議題。全球的相互依存、制度的相互依存與政策的相互依存等三個新關係,需要新的治理觀念與能力,是研究政策決定(policy-making)之新方向。

二、公民文化的再探討:

1970年代以來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文化研究,就注意新一代選民的變化,「後物質主義」、「後現代性」等概念,即是反映這變化趨勢。及1990年代以後,「反政治」(anti-politics)的政治態度持續發展,對「犬儒主義」(cynicism)、「政治冷淡」(political disenchantment)等現象的研究,將有助於我們了解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三、全球化下的國家角色: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下的角色,受到更深刻的檢視,無論是國家的特性(character of state)或領土政治(territorial politics)都因跨國活動的衝擊,而產生新的認知。

四、網路與政治:

網路出現到形成社群,進而影響政治進程已經二十年。新一代的選民在網路空間上的政治討論及動員,是當代政治人物及政黨不能忽視的動力。美國2008年產生有史以來第一位黑人總統歐巴馬,多少也拜年輕選民在虛擬空間中的集體行為有關。再者,現代政府也朝向e化治理(digital-era governance)方向從事公共行政的改革,強化與公民之間的互動與溝通,這些趨勢都是政治學者應關注的課題。

五、多文化主義與國族認同:

全球化帶來的不僅是麥當勞文化(McCulture),也帶來更多本土化的回應。在歐洲統合的進程中,大量移民所產生的文化多元化,特別是回教徒(Muslims)的基本教義派對於西歐國家的政治影響,已成為政治上必須正視的課題。70年代在加拿大、澳洲所提出的多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概念,成為國家制訂公共政策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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