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友會

更令人難以啟齒的是，台大作弊風氣，這是我到台大最驚訝的怪現象。過去都以為壞學生才作弊，沒想到台大學生還做這種不法勾當，而且不少人還洋洋自得。

台灣大學，對大多數的國人，是享有極高聲望的學府，台大人則被賦予菁英的符號。我很榮幸，分享了眾多前輩、師長共同創造的社會價值，但直到我成為台大人之後，我才知道，台大人實則是一種烙印，可以給人榮譽，但更多的是他人期許你必須成功的壓力。坦白的說，這不一定是好事，我們看到許多台大人功成名就，但也有不少人抑鬱以終的。

我第一次進到台大校園，是小學時候，一位同學的家教帶著他和我去參加台大園遊會，在三月杜鵑花盛開的椰林大道上，我好奇且興奮的參加好多的遊戲，在數不清的攤位上飽食美味，那真是美好的回憶。但到我長大，開始面對升學的重重難關時，才知道台大是全國萬千學子焚膏繼晷，日夜苦讀希望考上的「最高學府」。當然，對於一向是後段學生的我，進台大，就如中「樂透頭獎」般的遙不可及。

　　當確定台大錄取了我，當天我就騎腳踏車前往這離我家不遠的校園一遊。一九七○年的台大校門口，是正對羅斯福路，由兩排大王椰樹如衛兵般的整齊排列，正門很小，應是日治時代的台北帝大產物。校門右側就是前校長傅斯年的墓園，稱為傅園。高聳大樹參天，非常幽靜，少有師生駐足其間。對台大人而言，椰林大道才是中軸線，直通到學生活動中心（現今是總圖書館），左右兩側都是日本殖民時期的建築，反映了十九世紀末的大學建築風格，古意昂然。傅鐘座落於正中央，為台大精神象徵，迄今仍是。據說，傅鐘反應德國哲學家史賓諾莎的思想：「貢獻於大學予宇宙精神。」

椰林大道到底左轉，就可見到一棟現代化的白色大樓，稱為新生大樓，顧名思義，新鮮人不少課是在此棟樓上的。及七○年代新生人數已達三千人，新生大樓已不夠使用，通識課程之外，各學系的一年級必修學分是在本系的系館上課。由於法學院、醫學院不在校總區，所以，兩院的新鮮人多在文學院後面的普通教室上課，這些教室就有日本大學的味道，教室雖然老舊，但室內較高，窗戶寬大，雖是炎熱天氣，依然通風涼爽。

新生大樓之後，就有一個面積不大，卻有浪漫名稱的池塘，醉月湖。在仲夏夜晚，散步湖邊，還是很有情調。日後才知道，很少台大人在那談情說愛的，因為傳說鬧鬼。若說台大校園最醜的建築是什麼？答案應該是學生宿舍，以當年物質條件建築的水泥洗石的兩層樓，毫無美感可言。學生宿舍萬國旗式的曬衣褲，更是落伍景象。可是，別小看這些宿舍的功能，除了住宿、供膳之外，宿舍餐廳是二十四小時開放，所以，當圖書館、教室在深夜閉門後，許多台大人都是以宿舍餐廳做為開夜車的備戰基地。我想，就是在這些油膩膩的飯桌及長板凳上，培育了無數日後揚名國際的科學家及社會菁英。

台大巡禮，不能不提到校園鄰近新生南路旁邊各形各色的攤販、店家。當年公圳還沒加蓋，從側門出去，要過一小橋，才到今天仍然生意鼎盛的「臺一水果店」，它旁邊是一家撞球店（我的球技就是在這家練出來的），以及許多家小吃店，包括了「大聲公」、「鳳城」等。

除了與學生民生基本需要相關的商店之外，台大周遭的教堂或宗教機構還不少，有懷恩堂、信義會、校園團契、學園團契等，新生南路朝北方向過了和平東路，還有天主教堂、回教清真寺，頗具宗教多元的氣氛。

今日熱鬧的公館商圈，當年是以東南亞戲院為核心的攤販市集，是台大學生課後休閒的熱點，附近也有一些咖啡屋，是燈光很暗、椅背很高的情人座，在那純真年代中，已經算是先進的戀愛場域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到台大註冊，地點是大操場旁的體育館，雖然我拿的是同等學歷的肄業證明書，但收件的小姐卻沒驚訝的表情，之後我才知道，台大新生固然是國內一流名校優異學生為大宗，但另類怪才，也所在多有。對於這些「旁門左道」而躍龍門之鯉，台大是以開放的態度平等待之。別忘了，台大每年還招收來自各校的轉學生，且有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廣納天下菁英。

　　身為台大新鮮人的我，在法律系新生訓練的第一堂「自我介紹」時，還是不免有自卑情結。雖然在七十位同學前，我是第七名考進來。但細數同班新生的來頭，可真是全國名校的大匯集，北一女、建中、附中、中山、中一中、中女、南一中、雄中、雄女等一流高中占了百分之八十比例，他們自述時，不免拿優秀的成績或社團的表現而炫耀，仍不免讓我有相形見絀之感。輪我上台，到底講了什麼，已經成為失去的記憶。

新生訓練的第二天是參觀設在徐州路的法學院，由班導師，民法教授陳棋炎帶我們同學認識這大二以後要上課的地方，並在小小校園的草地上席地而坐，他語帶驚人的說：「我建議你們轉系，因為法律這條路不好走，法官可能誤判，檢察官可能誤抓，律師卻要為極大惡極的人脫罪。」聽到這段話，同學面面相覷不知如何反應，但陳教授接下來說：「可是你們一定要懂法律，因為司法不是保障好人或壞人的，而是保障懂法律的人。」他的話，意義深遠。

正式開課，讓我興奮，但第一堂課，就讓我挫折。因為英文老師是一位修女，從進教堂到下課，全用英語授課，我根本聽不懂，倒是坐我旁邊的女同學完全進入狀況，下課後，請教她才知道要買《二十世紀英文選》的課本，以及考試的方式，真是令我非常難過。心想，若不加倍努力，根本是無法生存。

不過，到「法學緒論」課時，我的自信又回來了。這門課由出身哈佛法學院的馬漢寶教授擔任。他開始論到法律的主體─人，強調人有求生本能。我就舉手表示意見，馬教授很客氣讓我發言，我說：「依佛洛伊德的學說，人也有求死本能。」他給予我鼓勵式的回應。我在班上就一戰成名，許多同學發現我是廣博多聞，樂於與我交往，很快的，我就交了不少的好朋友。

除了英文、法學緒論之外，我還修了國文、國文思想、中華民國憲法、理則學、中國通史等課約二十多學分，即每星期上大約二十多小時的課，相較於高中，是輕鬆很多。台大崇尚自由校風，大多數教授不太點名，所以翹課的比例不低。當然，也有老師每堂都點名的，甚至如英文課還排座位，必須按座位上課，但這些老師占少數。

雖然大學教育強調培育學生獨立思考能力，鼓勵學生提問或討論，但在台大的大學階段，仍是老師講授為主，同學上課提問或熱烈討論的情況不多見。由於當時政治氣氛已漸開放，少數自由主義的老師如殷海光、陳鼓應、胡佛等的課，就成為許多同學競相選課的熱門，也是我旁聽的焦點。

　　台大的自由校風，正適合我這愛念雜書、自由思考的學生。雖然我的學歷讓我自卑，但我的知性，讓我如魚得水的成長。我很快發現，速記速讀的能力，再加上獨立思考的見解，能在申論題為主的大學考試中，脫穎而出。台大老師，一方面受中國傳統影響，期待學生博學強記，另方面也鼓勵創新思考。於是我發展出一套爭取高分的方法，即在破題、承題的部份，濃縮歸納中外學者權威論述，並註明出處。但在正反觀點併陳之後，加上自己的想法，以為結語。果然，這方法使我在馬教授的期末考，拿了全班第一名。自此，我在台大的考試無往不利。

為了迎頭趕上同學英文的程度，也為了廣泛涉獵當代思潮，我開始以圖書館為家。當年台大總圖書館是在文學院旁邊，羅馬式建築，是日本殖民時代台北帝大的遺產，古色古香，室內皆原本的裝飾，一排排的長桌，配合著綠色的閱讀檯燈，非常有讀書的情調。我的新鮮人生活就是以圖書館為主軸，幾乎是每日報到，饑渴的吸收古今中外的經典名著，毫不倦怠，精神上的滿足，無以言喻。

對於喜歡思考的人，哲學永遠是思想的明燈，而我就不知不覺的墜入其中。早在高中，我即已讀過威爾‧杜蘭的《哲學的故事》，羅素的《西洋哲學史》等名著，甚至似懂非懂的讀當年流行存在主義的大師卡繆、沙特的譯本。大一法律系必修「理則學」（邏輯）的課，是符號邏輯的內容，反映當時邏輯實證論的思潮，非常引起我的興趣，也對日後的治學產生深遠影響。為了進一步研讀哲學，我去哲學系旁聽了方東美等老師的課，似懂非懂的參與哲學系的討論會，諸如當年一位留美回國年輕教授開的讀書會，研讀科學哲學大師巴伯（Karl Popper）的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對我的思考訓練，獲益無窮。日後做學問是在實證主義的軌道上前進，實則奠基於台大一年級的思想訓練。

　　除了到圖書館、哲學系旁聽，我還喜歡晚上留在學校聽演講。台大演講之多，是無法形容，每天都有各學系學會、各社團的各種演講，有學術講座、有藝文座談，也有投資、交友等軟性的演講，演講者不乏政府高官、社會名流、各領域的菁英，目不暇接。但在眾多選擇中，我獨好當代思潮的演講，這類的演講大都是在研究生圖書館的小會議廳，會場不大，往往曲高和寡，聽眾不多，但我非常享受那種氣氛，且能在一兩小時內就聽到學者專家窮畢生之力的思想結晶，常有深入寶山的激動，多少影響我選擇學術之生涯吧？

台大社團活動之豐富，不在話下，我在新鮮人階段，曾報名參加「健言社」的新生杯演講比賽，獲得殿軍（第四名）。記得這場比賽的評審是當年學生領袖如胡定吾、馬英九、李大維、趙少康等人，他們無論在儀表、談吐、或風度上都令我羨慕，難免私下模仿學習，希望有朝一日「麻雀變鳳凰」。這次演講比賽，我意外的得名，使我的信心大增。於是我進一步的在法律系號召組隊參加新生杯的辯論比賽，由於未來的法律人都有機會參與法庭的言辭辯論，所以班上的同學參與踴躍，幾經甄選，組成了法律系隊，由徐顯國領隊參賽，可惜不敵外文系及醫學系，只得了第三名。不打不相識，由辯論賽中，認識了外系的許多新朋友，如外文系的劉秀慧，醫學系的林肇堂，大夥兒共同組了一支「聯合國」部隊，參加校長杯的辯論比賽，得到冠軍。並代表台大，與來自政大、東海等各校辯才菁英競爭全國辯論的牛耳，這有如武林大會的競技，是青年培育自信、膽識與口才的過程，我很慶幸在這跨校比賽中，認識了黃年、金惟純、唐光華、卓亞雄等外校的朋友。

　　陽光的台大與陰暗的台大是並存的，當我欣悅的享受最高學府的社群生活的同時，也開始感受到負面的存在。不諱言的，台大人予人第一印象就是自負，說不出的虛矯身段。由於我是來自後段班的學生，長期背負壞學生的符號，更能感受到這種天之驕子之身分，害人不淺。當然，社會對台大人的認知、情感與評價，長期形塑了台大學生的角色，但台大人那種唯我獨尊的態度，才是造成其他人相對剝奪的感覺，但大多數台大人並不自覺。

　　正由於這種眼高一切的心理，造成不少台大人的自私自利，與不太合群的心理基模。自許為菁英，不甘於牛後，不願接受他人領導，也無法以同理心與其他人平等相處。「無友不如己者」的下場，往往沒有朋友。借用現代流行的術語，台大人有高IQ，卻是低EQ，甚至無SQ，即所謂的社會智能。當然這不能一概而論，但多少反映了部分真實。

還沒進台大以前，就聽到教會的台大學長說：「台大同學有小團體（small group），沒有共同體（community）。」當時不了解，直到成為台大人才知道，多數台大人對參加公共生活的態度，非常冷漠。就算是保釣運動到高潮，也只是數以百計的同學投入，和一萬多台大人相較，可說是為數戔戔。平日的班上活動，如郊遊、露營等，有三分之一同學參加，就算是成功。這種參與冷感，說是個人主義，不如說是自我中心主義。此種心理特質，嚴重影響到許多台大人的人際關係之發展。謙虛與欣賞他人長處，恐怕是台大人必須學習的功課。

更令人難以啟齒的是，台大作弊風氣，這是我到台大後最感驚訝的怪現象。過去都以為壞學生才作弊，沒想到台大學生還做這種不法勾當，而且不少人還洋洋自得。當你直言不諱的指責他們時，他們居然回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早在一九六三年一位外國學生狄仁華言了一篇〈人情味與公德心〉一文引發了「五二○青年自覺運動」，其中就言明台大的作弊現象。

因狄仁華的一篇文章而掀起的自覺運動中，台大的「大學新聞社」除響應之外，更列舉了十條具體可行的辦法，第一條居然就是：「我們考試絕不作弊。」

幾年過去了，當我有幸成為台大人，卻仍然感受到作弊的普遍性及嚴重性。心想這些人他日進入社會，豈不鑽營求進、違法亂紀？事實上，許多現今身陷囹圄的高官巨賈，不乏台大人，良有已矣。

台大校訓是「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立意深遠。但外人有所不知，當年台大的地下校訓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我周遭的台大人，皆以留學美國，做為人生目標，大學四年的規劃，也是以考托福，申請到美國大學獎學金為思考。以七○年代的台大甲組第一志願的電機系為例，出國同學高達九成，雖然這批同學日後不少返國創業，成為今日台灣電子業進軍國際的菁英。所以，留美風氣不見得是負面的，但多少影響到台灣學術自主的定向，這方面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特別嚴重。

在一窩風的留學風潮下，當年固然有如王杏慶（南方朔）申請到美國大學研究所獎學金卻放棄的異類，但更不乏有因申請不到留學簽證而自殺的事例。據傳有位因留學考試失利自殺，有人送輓聯：「望美人夸，天一方」，是耶？非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