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友會

　　在博士班做學問，最重要的原則就是遵循胡適所說的「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套用決策理論大師艾桑尼的觀點，就是綜合掃描模式。任何一門課，一個主題，都要追本溯源，從問題的根本或最早提出理論的思想家開始，建立知識的族譜，就好像蜘蛛結網般的有其核心，向外擴張，形成有系統的網絡。所以，大學時期就應該掌握政治學的基本概念，再厚植相關的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法律學、歷史學、哲學的概論知識。到了碩士階段，就可以在政治學重要領域如國際政治、公共行政，或政治思想等，選擇自己興趣的主張，進行深入探討，並訓練自己學術論文的研究及寫作能力。倘若這些基本功夫都具體而微的具備，博士班就可以向學術金字塔的高層攻頂，進入哲學思考的境界。當然，這些經歷必須親身體驗才能心領神會的。

　　原本在博士班以前，基於實證主義的立場，我很排斥政治哲學或規範政治理論的主觀論述，總是認為「自由」、「平等」、「正義」、「秩序」、「共善」等概念，都缺乏明確定義，人言殊異，不值得科學研究。但是到了博士階段，我逐漸領悟到這些概念，雖然早在蘇格拉底、柏拉圖的論述中就已經出現的辯論，迄今依然是影響到我們從事公共政策選擇的基本前提。這個世界顯然並不是如政治大師，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塞門（H.Simon）的看法，若事實問題釐清，決策就水到渠成。也不可能如胡適所說的：「少談主義，多談問題」，以實用主義來解決所有的公共議題。追本溯源，許多的衝突，是價值觀不同造成的，所以，行為主義所強調的「價值中立」客觀，是有爭議的。

　　我最早接觸到反實證主義的觀點，是呂亞力老師的課堂上，即碩士階段所修的「民主理論選讀」，當時呂老師指定我們讀的「參與民主理論」，正是七○年代才出現的新左派（New Left）的思潮。但由於缺乏馬克思、恩格斯等思想的基礎，也不了解新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理論，所以是「船過水無痕」。

　　到了博士班一年級，系主任袁頌西教授開設的「政治學方法論專題研究」，是必修的大課，讓我更深入；且更廣闊的面對從笛卡爾、培根以來的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的辯論，此外，由胡塞爾的現象學到建構主義的思想，動搖了我原本堅信不疑的實證論，再加上我實際去從事社會調查的經驗，終於使我隨著伊士頓（David Easton），進入「後行為主義」（Post-behavioralism）時期，我不再迴避價值議題，重新喚起青年所愛的哲學書本，思考「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往哪裡去？」


反思政治定向 


　　蘇格拉底說：「認識自己」。在政治的領域中，我到博士班才開始思考自己的政治意識型態究竟為何？這些意識型態由何處來？我是否要堅持這意識型態的框架下去？

　　在黨國體制的教育下，我最早政治社會化的政治定向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也就是大中國意識的民族主義、憲政主義的民權主義、與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民生主義。但我並未思考其中的矛盾與實踐的問題，把它們視為無需證明的公理。到了大學時期，雖然在連戰老師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課程中，開始讀到西方各種政治思想家的著作及智慧，但也許是年紀太輕，並未有從這些先賢思想中，思考自己的政治定位。其後因堅信行為主義的「價值中立」，視政治思想為主觀不能證明的價值命題，完全不值得去探討。

　　惟我提筆開始寫政治評論文章時，無可避免的就要面對政治立場的問題，而立場的背後，當然是政治價值體系。我必須選擇立場，究竟我是基於何種價值觀來批判呢？二十世紀初的孫中山思想真能提供我思想武器嗎？當別人視我為「國民黨改革派」的時候，我也由「他者」（others），反思「自我認同」的問題。


台大從未出現「學派」


　　我相信，沒有哲學家不是經歷過孤獨的，不斷自我對話的過程，我自忖是愛智者，也經歷了幾年的反思與探索。在碩士及博士階段，雖然同學不久，但我缺乏可以從事哲學對話的同儕，學術知己戔少，在台大校園，永遠不缺競爭者，卻鮮少合作團隊。台大從來不可能出現歐美學術圈的「維也納學派」、「法蘭克福學派」、「伯明翰學派」等相濡以沫的思想交流的學術社群。

　　在那政治民主化萌芽的時代中，台大附近的紫藤廬或武昌街的明星咖啡屋等知識份子聚會之公共領域，是充滿革命前夕的熱情與不滿現狀的批評，這些激情話語的背後，歸納起來只有兩種意識型態，就是古典的自由主義，以及台灣民族主義（正確的說，是福佬中心的族群主義）。少數的異類，陳映真等的社會主義左派，從來就是邊緣的哀鳴。

　　在碩士生時期，當我尾隨著胡佛、楊國樞、張忠棟等自由主義的行列，在追求中國現代化的大旗下，自以為「前進」而不「激進」，在《中國論壇》舉行的一系列現代化的座談會中，我不斷的紀錄那些發言盈庭的話語（discourse），如今回顧似乎真是過眼雲煙？但在當時，可是朝野都重視的讜論。回顧歷史，自由主義者在追求民主化的實踐上，特別對台灣走向多元社會的方向上，有很大的貢獻，賦予當時黨外運動的正當化（legitimacy），抵抗威權體制對那些反對人士的污名化，導引台灣向開放社會而移動。但嚴格的說，當時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仍是美國「麥迪遜民主」，加上「古典自由經濟」的代理人，運用在第三世界，就是現代化的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可是，在唯美國是尚的潮流中，他們是主流，我是「政治正確」的一方。更重要的是，我的意識型態對黨國體制，並不構成威脅，反而成為當局拉攏的對象，進而獲得很多媒體曝光的機會，儼然以新生代的代言人而自居。

　　七○年代西方新社會運動的思潮傳到台灣，雖有時間的落差，對於追求時髦的台大校園附近的出版社，諸如志文書局，出版了一系列的「新潮文庫」，從存在主義到精神分析學派的書籍中，批判理論的思想逐步以各種形式的包裝入侵校園，成為校園讀書會的最愛。面對這種左翼思想，黨政情治的高層如王昇，多次動員已被收編的台大哲學系部分師生，在報刊雜誌紹展開批判，其結果是愈批判，愈被重視。這些「反左」的政治動員，也攻擊到胡佛等自由主義學者，刺激我思考「什麼才是社會問題的根源？」在這問題意識的導引下，我開始研讀到西方兩個偉大但截然不同的哲學家：馬克思（Karl Marx）與韋伯（Max Weber）的思想，是我在博士班的重要轉折點，而使我花了幾年時間研讀才略知皮毛的「思想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