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檢分立的論述
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我擔任主筆約兩個月，終於有機會上陣，寫了一篇社論「司法審判與司法行政應分離」，主張應將隸屬於司法行政之下的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改隸於司法院。即仿效美國三權分立的體制，將司法行政的功能獨立成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蔣經國總統注意到這篇社論，並交司法院院長黃少谷參考。黃少老又是余先生的好友，來電稱讚有加。余先生大樂，立刻召我到他的書房，說我做了一件大事，影響深遠。
其實，在當時是因為「一體改隸」與「推檢分立」兩派意見勢均力敵，媒體輿論適時介入，才能造成旋乾轉坤的效果，沒想到，我的一篇重拾孟德斯鳩《法意》的牙慧，居然改變司法制度的結構，真是非所料及的。其後，政府果然將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改隸司法院，而將司法行政部改名法務部，並於一九八○年五月成立法務部，李元簇為第一任法務部長。
我的一戰成名，在「濟濟多士」的時報新人中，脫穎而出。三月余先生調我到《時報周刊》海外版，接替江春男，擔任副總編輯。當時的總編輯是余先生由《聯合報》挖角來的黃年。黃年是政大新聞系畢業的才子，文筆銳利，自許為「積極的第三者」，即在國民黨與黨外人士之間的知識分子建言的角色。但黃年帶部屬有若帶兵，非常強調團隊精神，這作風對於自由慣的我，是很難適應。所以，我很快的就以消極的不上班，以為回應。
意外的是，五月初余先生把黃年調到中國時報專欄組，黃年就以「志趣不合」，向余先生請辭，並立即回到聯合報上班。倒是黃年由聯合報一同帶來的政大同學金惟純，卻決定留在時報，余先生因此重用金惟純，升任為專欄組主任，金惟純是歷史系畢業，在政治態度上也是國民黨的改革派，相較為人處世較剛烈的黃年，溫和圓融，所以，很快就得到余先生不次拔擢，賞識有加。
當黃年調到時報編輯台的時候，余先生調卜大中為《時報周刊》海外版的總編輯。卜大中是政大外交系畢業，當時就讀政大政治研究所博士班，在報社裡是公認的才子，為人風趣幽默，才高八斗。所以很短時間內，就從特約撰述躍升海外版總編輯，成為我短期的上司。
時報周刊海外版
余先生面對斷交後的政局，有他深謀遠慮的想法，但很少人會猜到他將往海外發展。他佈局的第一步是聘請鄭淑敏為《時報周刊》國內國外兩個周刊的發行人。鄭淑敏是成功大學外交系的高材生，留學比利時魯汶大學，獲碩士學位，嫁給前美國駐華新聞處長克拉克（Bob Clark），在台灣藝文圈是有名的才女。她的朋友林懷民、許博允、蔣勳、奚松、馬以工等、皆是活躍於台北藝壇的菁英，她本身的藝術涵養及文筆，都足以擔任一流媒體的領導人。所以，當外界傳出余先生要聘鄭淑敏為時報周刊發行人，都寄以厚望，認為她將使原本八卦取向的雜誌，賦予更多的文化品味，只是沒想到余先生有別的考慮。
六月中旬，鄭淑敏來報社走馬上任，打扮令人驚艷，美麗之外，亦有威儀，不愧是見過外交大陣的時代女性，我很快的就與這位「新老闆」，建立很好的工作關係，但是卜大中似無法適應女性主管，兩人的矛盾磨擦，使卜大中很快就被調走，結果是鄭淑敏任發行人兼總編輯，完全掌握控海外版的編輯人事。由於余先生的充分授權，加上鄭淑敏用人是唯才是問，所以在很短時間內，海外版編輯部吸納許多日後獨當一面的俊彥，如王力行、楊志弘、耿榮水、黃輝珍、吳弋卿、鮮正台等，也培養了許多著名作家，攝影家如林清玄、李利國、林柏樑、關曉榮等，這使海外版的影響力大增。鄭淑敏的領導是採取目標管理，強調目標的達成，並不注重形式，這非常適合我的個性，所以我們合作了四年之久，這在人事變動極大的時報中，可謂奇蹟。
《時報周刊》的國內版，總編輯簡志信是將這份大開本的綜合雜誌，成功打入大眾市場的大功臣。他非常敏銳的掌握台灣中產階級崛起後，休閒時代來臨的趨勢與時尚，使這份周刊兩年不到，銷量就上衝到十萬份，與聯合報系的《民生報》打對台，毫不遜色，也是余先生面前的大紅人。簡志信似乎並不能接受新發行人的出現，鄭淑敏也不願破壞同事的情誼，最後，鄭淑敏將精力全部投入海外版的編務，在國內版則是單純發行人的角色。
鄭淑敏在觀念上兼具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思考，反映在編輯方向上很能掌握當時的政治變遷，主張本省菁英在中央決策圈的權力分配，應更符合比例原則。因此，我們的政治版面經常訪問政壇上的本省菁英如李登輝、高育仁、郭婉容等代表性物，也隨時掌握黨外人士的動態，例如黃信介、黃順興、康寧祥等人的政治想法，也能持平的出現在海外版上。這使《時報周刊》海外版在美國華人的輿論市場，逐步受到重視。
因中國時報媒體人的身份，我在採訪上得到不少的便利，又因為雜誌的性質，能夠對名人進行深度的訪問。因此我擔任副總編輯的三年間，有機會與許多的政治人物進行專訪，在印象最深的有李煥、林洋港、李登輝等人。
李煥、林洋港、李登輝的印象
訪問李煥的時候，他正因中壢事件而辭去黨政要職，李煥被調到中國電視公司擔任董事長，是坐領高薪的閒差。原本李煥只答應我訪問他半小時，沒想到一聊就是兩個多小時。我事先就做了功課，從政治發展的角度，先肯定他對台灣民主化的努力，從這課題切入，就切中李煥的孤臣孽子心理，他推心至腹的敘述對時局的判斷，直指台灣非走向改革開放不可，否則無法得到美國及西方世界的支持，展現他深思熟慮的思維。
當時林洋港是蔣經國最重用的台籍菁英，面對本土化的潮流，將他放在省政府擔任省主席，因應人數倍增的黨外省議員。當我訪問這位鄉土味十足的台大政治系學長，先從薩孟武老師談起，一下子就進入情況。他開玩笑說，當年家中務農，農忙時就蹺課，還是同學幫忙抄筆記才勉強過關。林洋港聰明絕頂，又有領袖氣質，言談中展現楚霸王問鼎中原的氣勢，可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看，他已經有功高震主的態勢。難怪蔣經國在選拔接班人時，不願提名他為副總統，而用沉潛致遠的李登輝。
說實話，訪問當時台北市長李登輝的經驗並不怎麼有趣，事先就要將訪問題目交給秘書長馬鎮方，見面訪問行禮如儀，照本宣科，顯示李登輝在邁向權力高峰時審慎小心的一面。但訪問完畢後的短暫交談，我感覺到李登輝是好學不倦的讀書人，他對時局變化的觀察，來自於廣泛研讀日本一流雜誌及報紙的資訊，有別於林洋港豐富人際溝通，展現更深邃的思維。果然，李登輝有德川家康的忍術，後發先至。
除了政治版面堅持開放改革的路線，在社會及藝文版面更展現鄉土取向的風貌。在主編林清玄的設計下，台灣鄉土文學以更人性、更溫馨的文字呈現，較少階級意識，卻多了庶民日常生活的純樸與真摯。再加上幾位優秀的攝影如關曉榮、林柏樑等，將台灣農村、漁港、山莊等真實面貌，以社會關懷的視角予以再現，更有一番視覺傳播的意含，喚起海外遊子的鄉愁，更擴大了刊物的讀者群。
事後發展才顯示出余先生的高瞻遠矚，他是要透過鄭淑敏與《時報周刊》海外版為未來的《美洲中國時報》鋪路，難怪他不惜成本的擴編海外版的編輯部。當時只要我介紹的媒體人才，余先生都毫不猶豫的聘用，目的就是為進軍北美而儲備幹部。
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我擔任主筆約兩個月，終於有機會上陣，寫了一篇社論「司法審判與司法行政應分離」，主張應將隸屬於司法行政之下的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改隸於司法院。即仿效美國三權分立的體制，將司法行政的功能獨立成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蔣經國總統注意到這篇社論，並交司法院院長黃少谷參考。黃少老又是余先生的好友，來電稱讚有加。余先生大樂，立刻召我到他的書房，說我做了一件大事，影響深遠。
其實，在當時是因為「一體改隸」與「推檢分立」兩派意見勢均力敵，媒體輿論適時介入，才能造成旋乾轉坤的效果，沒想到，我的一篇重拾孟德斯鳩《法意》的牙慧，居然改變司法制度的結構，真是非所料及的。其後，政府果然將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改隸司法院，而將司法行政部改名法務部，並於一九八○年五月成立法務部，李元簇為第一任法務部長。
我的一戰成名，在「濟濟多士」的時報新人中，脫穎而出。三月余先生調我到《時報周刊》海外版，接替江春男，擔任副總編輯。當時的總編輯是余先生由《聯合報》挖角來的黃年。黃年是政大新聞系畢業的才子，文筆銳利，自許為「積極的第三者」，即在國民黨與黨外人士之間的知識分子建言的角色。但黃年帶部屬有若帶兵，非常強調團隊精神，這作風對於自由慣的我，是很難適應。所以，我很快的就以消極的不上班，以為回應。
意外的是，五月初余先生把黃年調到中國時報專欄組，黃年就以「志趣不合」，向余先生請辭，並立即回到聯合報上班。倒是黃年由聯合報一同帶來的政大同學金惟純，卻決定留在時報，余先生因此重用金惟純，升任為專欄組主任，金惟純是歷史系畢業，在政治態度上也是國民黨的改革派，相較為人處世較剛烈的黃年，溫和圓融，所以，很快就得到余先生不次拔擢，賞識有加。
當黃年調到時報編輯台的時候，余先生調卜大中為《時報周刊》海外版的總編輯。卜大中是政大外交系畢業，當時就讀政大政治研究所博士班，在報社裡是公認的才子，為人風趣幽默，才高八斗。所以很短時間內，就從特約撰述躍升海外版總編輯，成為我短期的上司。
時報周刊海外版
余先生面對斷交後的政局，有他深謀遠慮的想法，但很少人會猜到他將往海外發展。他佈局的第一步是聘請鄭淑敏為《時報周刊》國內國外兩個周刊的發行人。鄭淑敏是成功大學外交系的高材生，留學比利時魯汶大學，獲碩士學位，嫁給前美國駐華新聞處長克拉克（Bob Clark），在台灣藝文圈是有名的才女。她的朋友林懷民、許博允、蔣勳、奚松、馬以工等、皆是活躍於台北藝壇的菁英，她本身的藝術涵養及文筆，都足以擔任一流媒體的領導人。所以，當外界傳出余先生要聘鄭淑敏為時報周刊發行人，都寄以厚望，認為她將使原本八卦取向的雜誌，賦予更多的文化品味，只是沒想到余先生有別的考慮。
六月中旬，鄭淑敏來報社走馬上任，打扮令人驚艷，美麗之外，亦有威儀，不愧是見過外交大陣的時代女性，我很快的就與這位「新老闆」，建立很好的工作關係，但是卜大中似無法適應女性主管，兩人的矛盾磨擦，使卜大中很快就被調走，結果是鄭淑敏任發行人兼總編輯，完全掌握控海外版的編輯人事。由於余先生的充分授權，加上鄭淑敏用人是唯才是問，所以在很短時間內，海外版編輯部吸納許多日後獨當一面的俊彥，如王力行、楊志弘、耿榮水、黃輝珍、吳弋卿、鮮正台等，也培養了許多著名作家，攝影家如林清玄、李利國、林柏樑、關曉榮等，這使海外版的影響力大增。鄭淑敏的領導是採取目標管理，強調目標的達成，並不注重形式，這非常適合我的個性，所以我們合作了四年之久，這在人事變動極大的時報中，可謂奇蹟。
《時報周刊》的國內版，總編輯簡志信是將這份大開本的綜合雜誌，成功打入大眾市場的大功臣。他非常敏銳的掌握台灣中產階級崛起後，休閒時代來臨的趨勢與時尚，使這份周刊兩年不到，銷量就上衝到十萬份，與聯合報系的《民生報》打對台，毫不遜色，也是余先生面前的大紅人。簡志信似乎並不能接受新發行人的出現，鄭淑敏也不願破壞同事的情誼，最後，鄭淑敏將精力全部投入海外版的編務，在國內版則是單純發行人的角色。
鄭淑敏在觀念上兼具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思考，反映在編輯方向上很能掌握當時的政治變遷，主張本省菁英在中央決策圈的權力分配，應更符合比例原則。因此，我們的政治版面經常訪問政壇上的本省菁英如李登輝、高育仁、郭婉容等代表性物，也隨時掌握黨外人士的動態，例如黃信介、黃順興、康寧祥等人的政治想法，也能持平的出現在海外版上。這使《時報周刊》海外版在美國華人的輿論市場，逐步受到重視。
因中國時報媒體人的身份，我在採訪上得到不少的便利，又因為雜誌的性質，能夠對名人進行深度的訪問。因此我擔任副總編輯的三年間，有機會與許多的政治人物進行專訪，在印象最深的有李煥、林洋港、李登輝等人。
李煥、林洋港、李登輝的印象
訪問李煥的時候，他正因中壢事件而辭去黨政要職，李煥被調到中國電視公司擔任董事長，是坐領高薪的閒差。原本李煥只答應我訪問他半小時，沒想到一聊就是兩個多小時。我事先就做了功課，從政治發展的角度，先肯定他對台灣民主化的努力，從這課題切入，就切中李煥的孤臣孽子心理，他推心至腹的敘述對時局的判斷，直指台灣非走向改革開放不可，否則無法得到美國及西方世界的支持，展現他深思熟慮的思維。
當時林洋港是蔣經國最重用的台籍菁英，面對本土化的潮流，將他放在省政府擔任省主席，因應人數倍增的黨外省議員。當我訪問這位鄉土味十足的台大政治系學長，先從薩孟武老師談起，一下子就進入情況。他開玩笑說，當年家中務農，農忙時就蹺課，還是同學幫忙抄筆記才勉強過關。林洋港聰明絕頂，又有領袖氣質，言談中展現楚霸王問鼎中原的氣勢，可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看，他已經有功高震主的態勢。難怪蔣經國在選拔接班人時，不願提名他為副總統，而用沉潛致遠的李登輝。
說實話，訪問當時台北市長李登輝的經驗並不怎麼有趣，事先就要將訪問題目交給秘書長馬鎮方，見面訪問行禮如儀，照本宣科，顯示李登輝在邁向權力高峰時審慎小心的一面。但訪問完畢後的短暫交談，我感覺到李登輝是好學不倦的讀書人，他對時局變化的觀察，來自於廣泛研讀日本一流雜誌及報紙的資訊，有別於林洋港豐富人際溝通，展現更深邃的思維。果然，李登輝有德川家康的忍術，後發先至。
除了政治版面堅持開放改革的路線，在社會及藝文版面更展現鄉土取向的風貌。在主編林清玄的設計下，台灣鄉土文學以更人性、更溫馨的文字呈現，較少階級意識，卻多了庶民日常生活的純樸與真摯。再加上幾位優秀的攝影如關曉榮、林柏樑等，將台灣農村、漁港、山莊等真實面貌，以社會關懷的視角予以再現，更有一番視覺傳播的意含，喚起海外遊子的鄉愁，更擴大了刊物的讀者群。
事後發展才顯示出余先生的高瞻遠矚，他是要透過鄭淑敏與《時報周刊》海外版為未來的《美洲中國時報》鋪路，難怪他不惜成本的擴編海外版的編輯部。當時只要我介紹的媒體人才，余先生都毫不猶豫的聘用，目的就是為進軍北美而儲備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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