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第二天就是台大博士班報名日,所以我們的蜜月就是到學校行政大樓完成報名手續,然後在校園中散散步,六月初夏,尚不炎熱,沿著椰林大道回味大學時的點點滴滴,別有一番滋味,這也算是另類的蜜月旅行吧!



  一九七八年對台灣政治及外交而言,是關鍵的一年,對我個人生涯而言,也是轉捩點的一年。

蔣經國院長在年初即決定競選中華民國總統,在一黨獨大的時代,他的決定就等於宣告重返「黨政合一」的體制,值得注意的是,他挑選台藉人士謝東閔為副總統搭擋,顯示國民黨政權進一步的台灣化。在三月國民大會投票產生正副總統,並於五月就職。蔣經國總統並任命孫運璿為行政院長,林洋港為台灣省主席、李登輝為台北市長,這些人事安排兼顧了政治改革與族群關係,所以得到人民普遍的支持,但新生的黨外勢力仍不滿意,他們希望透過年初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進一步擴大政治版圖,於是在蔣經國總統甫完成政治接班的同時,台灣也出現政治參與的熱潮。但年底選前的十二月十五日,美國突然宣佈承認中共政權,台灣失去長期支持的最重要盟邦,一時間,台灣陷入生存危機,政府於十六日中止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人士嚴重抗議,政局高度不穩定,社會人心惶惶。

相對於大時代的動盪,一九七八年對我而言,卻是鴻運當頭,喜事不斷。五月我通過口試取得碩士學位;六月與台芬走進教堂結婚;七月台大博士班放搒,我再次取得榜首,九月我正式在陽明醫學院任教,十二月我又成為《中國時報》最年輕的主筆。

由於我參與胡佛老師的政治文化研究,探討當時台灣人民的政治心理與政治民主化之關係。所以,我在選擇碩士論文題目時,就以「中華民國大學生政治支持」為主題,探討新一代的台灣知識青年究竟對政治社群、政治體制、與政治當局抱持怎樣的政治態度。經過了一年多的資料蒐集與處理,在研究所二年級時已經完成了初稿,但因為胡佛老師希望我再加一些外國學者對台灣研究的論文資料及加強量化的研究技術,使我無法兩年取得學位。沒想到這情況對我是無心插柳的結果。因為我有充裕的時間去閱讀歐美學者如威爾遜(Richard Wilson)、艾普敦(S.Appleton) 、迦博(B. L. Jobs)等對台灣的調查研究,並且將這些論文翻譯,陸續刊載於《中國論壇》、《仙人掌》等雜誌上,很快的,我成為受矚目研究台灣政治態度的年輕學者。

臣屬政治文化



  根據我對當時大學生的政治態度研究,很清楚的呈現「臣屬政治文化」(
subject political culture)的特徵。簡單的說,台灣年輕一輩能夠正確認識國家、憲政與政府等意義,並且對之擁有高度的支持,但對於政治參與的態度卻相對冷漠,而且並不羡慕西方的民主,認為只要政府扮演好的「父親」角色,為民服務,增進民生即可。難怪一般民眾對蔣經國總統親民愛民的作風,深表肯定,支持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而忽視其不民主的一面。

不僅如此,我透過調查發現國民黨在台灣的「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也就是公民教育非常成功。在性別、年齡、教育、家庭的經濟社會地位等因素上,我們看不出大學生之間有什麼差異。不過,省藉因素的確有影響。本省籍的同學在國家(政治共同體)的政治態度上是與外省籍的同學呈現差異,顯示家庭的政治社會化多少已影響到其子女的國家認同。這研究發現,可以解釋未來一代間的台灣政治走向本土化的趨勢。

我在五月通過碩士論文口試,特別感謝胡佛老師的指導,他不只是一位認真於學術,愛護學生的好老師,而且在那朝野政治勢力對峙的歷史時刻,不斷奔走,調和鼎鼐,為台灣民主化而宵衣旰食,無怨無悔,是真正實踐知識分子角色的典範角色,胡佛日後當選台灣政治學界第一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實至名歸。

進軍政治專欄



  一九七八年三月,在青年節前夕,我接到《中國時報》採訪主任周天瑞的電話,邀請我在希爾頓飯店一敘,我久聞這位新聞界的耀眼明星,他在時報的政治專欄深獲蔣經國總統與孫運璿院長的重視,年紀才三十多歲,就承擔第一大報的採訪主任重職大任。所以,我是以非常興奮的心情赴會。見面一談,才知道周天瑞畢業於台大歷史系,是歷史學家許倬雲老師的高徒,難怪談吐見識不凡,在暢論台灣政治變局之後,他邀我為青年節寫一篇專欄,即以台灣青年的政治態度為主題,我心想反正就是把我的碩士論文做一摘要即可,所以不加猶豫就答應了。很快下筆交稿,也在青年節當天見報,沒想到余紀忠先生非常欣賞,要天瑞常向我邀稿,可是我囿於在《聯合報》系的媒體工作的身分,不便「通敵」,此外,我正為考博士班而全力衝刺,無暇他顧。但這次的接觸已種下年底跳槽時報的伏筆。

早在大學四年級時,我已立志成為大學教師,所以投考博士班本來就是生涯規畫的目標,沒有其他事情可以阻擾的。我自知天資有限,很難同時兼顧多重的目標,一直是「君子務本」的信仰者,因此雖然新聞界的誘惑不斷,但仍以進博士班為核心目標。在胡佛、呂亞力等老師的鼓勵下,我以研究台灣政治文化與政治發展為努力方向,前者重視大眾的政治態度取向;後者探討政治民主化與制度化的關係,這兩大主題與台灣當時的變局息息相關。所以,許多師長都鼓勵我進入博士班進一步深造。在主觀意願與客觀環境下都有利於投考博士,問題的關鍵就是筆試,必須全力以赴。在非上不可的壓力下,再次進入沒日沒夜的苦讀。其間,唯一的插曲,就是準備結婚的問題。

自與台芬認識,也轉瞬四年,其間她是讀基督書院外文系,全校學生都要住校,嚴格教會生活,兩周放一次假,使我們的交往沒太多浪漫。但在雙方家長的期待下,我們還是在第三年簡單訂婚了。在那純真年代,同學陸陸續續都走到結婚禮堂,男生因兵役關係較晚,約二十五歲到三十歲之間成婚,女生在大學畢業就走向地毯那一端是很正常的。所以,當台芬離開學校後,我們順理成章的,去結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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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oulos
  • 懷恩叔叔,書買不到,在這裡每天看連載也非常過癮。那一段我還小沒辦法參與的台灣<br />
    歷史,現在看起來特別氣勢磅礡。<br />
    看到你和台芬嬸嬸的那一段也讓我更多瞭解什麼是「常牽手,就能走的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