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友會

　為回應「典範危機」的挑戰，Colin Hay (2010)提出了一個「不新不舊」的應策略，就是與1950年代行為主義出現之初曾紅極一時的「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相類似的「相互科際性」(interdisciplinarity)概念。涉及社會互動的政治、文化、經濟等三大領域之相關知識，必須打破既有學科的「邊界」(boundaries)，追求一門整合的社會科學(an integrated social science)。如此，才能處理因全球化而型構的相互依存世界，及其帶來的諸多問題。

　在70年代「後行為主義」時期，政治學家已開始從政治體系論轉向國家理論，並因關注統合主義(corporatism)而重新強調制度的重要性，因此在80年代「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逐漸成為宏觀政治學的主流。相對的，能以量化方法處理的選舉行為，透過更精緻的統計方法，使美國政治學界強化了理性選擇論的典範霸權。90年代政治文化的研究再掀熱潮，使Almond及Verba的遺緒，透過Inglehart的全球現代性與後現代(post-modernitation)之調查研究，鞏固了行為論的研究基地。所以，我們可以簡化的說，理性論、行為論與新制度主義這三大理論是世紀之交，政治學的主流。

　由於三大理論本質上是屬於經驗主義理論，忽視政治學的規範意義，所以，從事政治哲學的學者不斷呼籲我們不能忘掉政治作為「城邦」(polis)公共生活之知識目的。從羅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及其引起的個人主義與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之論戰之後，到哈伯瑪斯(J. Habermas)的公共領域理念及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之實踐,皆成為1990年代以來，規範政治學的焦點。

2010年的PSA年會是英國政治研究的大事，因為此次年會適逢60周年，所以廣邀全球政治學者共襄盛舉，我也事逢機緣的參加，分享來自51個國家千餘學者的知識結晶。為了凸顯這次大會的意義，著名的Macmillan出版公司推出由Colin Hay主編的《政治學新方向－回應相互依存世界的挑戰》（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s of an Interdependent World），這是一本論文集，核心概念是「相互依存」，從微觀面（micro-level）的知識領域，到宏觀面（macro-level）的全球化，都有觸及。

　由於我參加此次PSA大會，有用到國科會補助款（雖然不多），是「民脂民膏」的血汗錢，所以，有義務向〝the Public〞報告我的見習心得。惟我並未參與高達280個的研討會（panels），只能就這本書的大方向，在加上參考「美國政治學會」（APSA）在2006年為紀念成立100周年所出版的專輯（見APSA），對當前的政治學發展，提出個人不成熟的鳥瞰。當然，本文的政治學多少是歐美為中心的視角，絕不能視為全世界不同地區政治學家的研究貢獻。

　政治學在1989年時，面臨嚴峻的挑戰。原本立基於兩極體系的結構，且以美國、西歐民主國家的政治經驗為主軸的政治學，自二戰後，無論是行為主義，乃至於1970年代的後行為主義，都不能脫離建立具解釋力、預測力的定律與理論。然而，誰也沒法預料到1989年蘇聯；乃至於東歐共產政權的倒台，也沒有人斷言中共政權不僅未依骨牌而倒，反而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一方面堅持一黨專政，另方面創造了連續十多年的高速經濟成長。這些政治現實，嚴重打擊到國際關係、比較政治的「學者專家」，他們都面臨寫教科書、論文的尷尬處境。

　在微觀政治學方面，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因為新選民的崛起改變了個體政治的生態。這些是在網際網路（internet）的資訊社會下長大的公民，不是過去選舉行為研究下的〝投票機器〞。若依美國選舉研究的正統論述，誰能預測到黑人總統歐巴馬贏得2008年的大選？再者，因資訊革命及全球化的動力，造成各國都出現M型社會的變化，即貧富不均及結構性失業問題的影響，「理性選民」的基礎是什麼？換言之，行為論及理性選舉論就算理論不變，其經驗資料也要重新檢視其有無過時了！

今年是英國政治研究學會(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成立六十週年，此會執英國政治學牛耳的學會為了慶祝這歷史的時刻，在蘇格蘭首府愛丁堡舉辦了盛大的學術研討會，邀請了來自51個國家，超過一千多名學者在四天的會議中，總共舉行了高達280多場的小型研討會(panels)。

我在去年秋，由任教英國Middlesex大學的兒子Norman得知有這場學術的「武林大會」，就與文化大學的邵建民博士、余小云博士商量一齊參加。經由他們積極聯絡的結果，居然同意給Taiwan Political Development一個單獨的panel，並推我擔任chair，對於包括我、Dr. Norman、邵博士、余博士所提出的三篇論文進行討論，時間訂在三月三十一日下午4:00-5:30。消息傳來，深感責任重大，最後以「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情，與妻台芬踏上旅程(有關旅遊部分將另寫一篇報導，在此不贅述)。

我們一行五人在三月三十日抵達大會會場完成報到手續。由於會議規模龐大，總共包下了三個國際五星級飯店，並租用了七個開會的場所(Venues)，但是就如所有類似的學術「大拜拜」一樣，與會學者都是選擇自己有興趣的，或是與自己專研主題有關的panel參加，因此進場的panel的人數其實很少，最多二十多位，少則一兩位(甚至有可能只有主席、發表人、評論人，會場沒有外人的情形)。惟從大會所安排會議議題與實際運作，不能不佩服英國人還是很有「文化資本」的，一切井然有序，按部就班。所以，我們一完成報到，領取了相關資料，很快就滙入了學術社群的論述洪流了。今年會議的主題是Promoting Political Studies，但從專門領域的團體會議(specialist group meetings)仍可以看得出重要支流，簡單分述如下：

許久沒發文了

最近去了英國一趟

讓我文思泉湧

一下寫了數篇文章

這是旅遊系列的第一篇

這些年因為教授「網路新聞」課程，使我注意有關網路的暢銷書籍，特別將讀過的2009年出版的新書，簡單評介如下：

• 高汀，《部落：一呼百應的力量》


• 暢銷書《紫牛》的作者在此書中教你透過Blog，找到你的粉絲，發揮影響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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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閒來無事，將書架上讀完的2009年出版的書整理一下，順便將他們分類評介給大家：

一、中國/台灣類

•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 超級暢銷書，但不及她的過去作品，太感情化的寫作！

★★★★☆

應該有個博士學位

　　兒子一開始不申請博士班，是認為家裡沒有辦法供應，弟弟念書也要花錢。後來他所以想念博士，可能有三個原因。

投資學位要有巴菲特精神

　　要進美國的MBA，都要有工作經驗。雖然兒子在暑假期間一直回台灣補工作經驗，《哈佛商業評論》的社長吳嘉璘也幫忙把他的名字放在編輯群裡，還幫他寫學校推薦信，但美國企管碩士最重要的是工作經驗，兩年是最低限度，而且必須是經理級職位。
　　我知道兒子要申請美國企管碩士班很難，念二、三流大學又沒有加分作用，回台參加MBA俱樂部都會被人笑。英國商學院沒那麼要求工作經驗，而且歐洲已統合，歐盟已經成型，歐洲經驗也很重要，就鼓勵他往歐洲發展。我們研判了一下，如果去德國、法國，語言得從頭再來，最好還是去英國或荷蘭，荷蘭也有英語教學的研究所。兒子大三下就開始申請研究所，不是以美國為主要規劃，美國只選一所Thunderbird大學，就在鳳凰城，那學校沒有大學部，只發展以國際貿易導向的碩士班，也沒有博士生，專收一流大學的畢業生，以及有實務經驗的經理人。這學校我們列為第一選項，主要是可以留在美國。而且離我們鳳凰城的家很近，兒子有房子可以住，學校又好，每年在大學評鑑排名上，是商業特殊專長第一名。

接觸一流大師

　　兒子進了大學之後，真正領略到讀書的樂趣，而在十一年級、大二、大三暑假回台到《哈佛商業評論》工讀，則讓他累積資歷、找到自己的興趣。特別是在工讀期間，曾接待大師級的科特（John Kotter）教授，有機會與國際學生互動。《哈佛商業評論》有全世界一流的商業實務文章，他在那裡從事助理編輯工作。不但可以看一些好文章，也是掌握商業與學術中間的生態圈。

不再是個鬼地方

　　申請到匹茲堡大學之後，我們全家就浩浩蕩蕩地一起陪他去報到。在我印象裡，匹茲堡是個沒落的鋼鐵城，古老，而且滿目瘡痍，對那個城市我原本沒有抱太大希望，沒想到它是一九九Ｏ年代美國城市重建最好的典範，再一次拜訪時，它已面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