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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難以啟齒的是,台大作弊風氣,這是我到台大最驚訝的怪現象。過去都以為壞學生才作弊,沒想到台大學生還做這種不法勾當,而且不少人還洋洋自得。

 

台灣大學,對大多數的國人,是享有極高聲望的學府,台大人則被賦予菁英的符號。我很榮幸,分享了眾多前輩、師長共同創造的社會價值,但直到我成為台大人之後,我才知道,台大人實則是一種烙印,可以給人榮譽,但更多的是他人期許你必須成功的壓力。坦白的說,這不一定是好事,我們看到許多台大人功成名就,但也有不少人抑鬱以終的。

我第一次進到台大校園,是小學時候,一位同學的家教帶著他和我去參加台大園遊會,在三月杜鵑花盛開的椰林大道上,我好奇且興奮的參加好多的遊戲,在數不清的攤位上飽食美味,那真是美好的回憶。但到我長大,開始面對升學的重重難關時,才知道台大是全國萬千學子焚膏繼晷,日夜苦讀希望考上的「最高學府」。當然,對於一向是後段學生的我,進台大,就如中「樂透頭獎」般的遙不可及。


實現台大夢
 

  美國人有美國夢,而我,有台大夢,當我開始對讀書產生興趣,也對考試產生信心後,台大就不是海市蜃樓的幻景,是可以努力登上的樂土。畢竟我做到了。


  當確定台大錄取了我,當天我就騎腳踏車前往這離我家不遠的校園一遊。一九七○年的台大校門口,是正對羅斯福路,由兩排大王椰樹如衛兵般的整齊排列,正門很小,應是日治時代的台北帝大產物。校門右側就是前校長傅斯年的墓園,稱為傅園。高聳大樹參天,非常幽靜,少有師生駐足其間。對台大人而言,椰林大道才是中軸線,直通到學生活動中心(現今是總圖書館),左右兩側都是日本殖民時期的建築,反映了十九世紀末的大學建築風格,古意昂然。傅鐘座落於正中央,為台大精神象徵,迄今仍是。據說,傅鐘反應德國哲學家史賓諾莎的思想:「貢獻於大學予宇宙精神。」

椰林大道到底左轉,就可見到一棟現代化的白色大樓,稱為新生大樓,顧名思義,新鮮人不少課是在此棟樓上的。及七○年代新生人數已達三千人,新生大樓已不夠使用,通識課程之外,各學系的一年級必修學分是在本系的系館上課。由於法學院、醫學院不在校總區,所以,兩院的新鮮人多在文學院後面的普通教室上課,這些教室就有日本大學的味道,教室雖然老舊,但室內較高,窗戶寬大,雖是炎熱天氣,依然通風涼爽。

新生大樓之後,就有一個面積不大,卻有浪漫名稱的池塘,醉月湖。在仲夏夜晚,散步湖邊,還是很有情調。日後才知道,很少台大人在那談情說愛的,因為傳說鬧鬼。若說台大校園最醜的建築是什麼?答案應該是學生宿舍,以當年物質條件建築的水泥洗石的兩層樓,毫無美感可言。學生宿舍萬國旗式的曬衣褲,更是落伍景象。可是,別小看這些宿舍的功能,除了住宿、供膳之外,宿舍餐廳是二十四小時開放,所以,當圖書館、教室在深夜閉門後,許多台大人都是以宿舍餐廳做為開夜車的備戰基地。我想,就是在這些油膩膩的飯桌及長板凳上,培育了無數日後揚名國際的科學家及社會菁英。

台大巡禮,不能不提到校園鄰近新生南路旁邊各形各色的攤販、店家。當年公圳還沒加蓋,從側門出去,要過一小橋,才到今天仍然生意鼎盛的「臺一水果店」,它旁邊是一家撞球店(我的球技就是在這家練出來的),以及許多家小吃店,包括了「大聲公」、「鳳城」等。

除了與學生民生基本需要相關的商店之外,台大周遭的教堂或宗教機構還不少,有懷恩堂、信義會、校園團契、學園團契等,新生南路朝北方向過了和平東路,還有天主教堂、回教清真寺,頗具宗教多元的氣氛。

今日熱鬧的公館商圈,當年是以東南亞戲院為核心的攤販市集,是台大學生課後休閒的熱點,附近也有一些咖啡屋,是燈光很暗、椅背很高的情人座,在那純真年代中,已經算是先進的戀愛場域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到台大註冊,地點是大操場旁的體育館,雖然我拿的是同等學歷的肄業證明書,但收件的小姐卻沒驚訝的表情,之後我才知道,台大新生固然是國內一流名校優異學生為大宗,但另類怪才,也所在多有。對於這些「旁門左道」而躍龍門之鯉,台大是以開放的態度平等待之。別忘了,台大每年還招收來自各校的轉學生,且有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廣納天下菁英。

來自全國一流高中的新生


  身為台大新鮮人的我,在法律系新生訓練的第一堂「自我介紹」時,還是不免有自卑情結。雖然在七十位同學前,我是第七名考進來。但細數同班新生的來頭,可真是全國名校的大匯集,北一女、建中、附中、中山、中一中、中女、南一中、雄中、雄女等一流高中占了百分之八十比例,他們自述時,不免拿優秀的成績或社團的表現而炫耀,仍不免讓我有相形見絀之感。輪我上台,到底講了什麼,已經成為失去的記憶。

新生訓練的第二天是參觀設在徐州路的法學院,由班導師,民法教授陳棋炎帶我們同學認識這大二以後要上課的地方,並在小小校園的草地上席地而坐,他語帶驚人的說:「我建議你們轉系,因為法律這條路不好走,法官可能誤判,檢察官可能誤抓,律師卻要為極大惡極的人脫罪。」聽到這段話,同學面面相覷不知如何反應,但陳教授接下來說:「可是你們一定要懂法律,因為司法不是保障好人或壞人的,而是保障懂法律的人。」他的話,意義深遠。

正式開課,讓我興奮,但第一堂課,就讓我挫折。因為英文老師是一位修女,從進教堂到下課,全用英語授課,我根本聽不懂,倒是坐我旁邊的女同學完全進入狀況,下課後,請教她才知道要買《二十世紀英文選》的課本,以及考試的方式,真是令我非常難過。心想,若不加倍努力,根本是無法生存。

不過,到「法學緒論」課時,我的自信又回來了。這門課由出身哈佛法學院的馬漢寶教授擔任。他開始論到法律的主體─人,強調人有求生本能。我就舉手表示意見,馬教授很客氣讓我發言,我說:「依佛洛伊德的學說,人也有求死本能。」他給予我鼓勵式的回應。我在班上就一戰成名,許多同學發現我是廣博多聞,樂於與我交往,很快的,我就交了不少的好朋友。

除了英文、法學緒論之外,我還修了國文、國文思想、中華民國憲法、理則學、中國通史等課約二十多學分,即每星期上大約二十多小時的課,相較於高中,是輕鬆很多。台大崇尚自由校風,大多數教授不太點名,所以翹課的比例不低。當然,也有老師每堂都點名的,甚至如英文課還排座位,必須按座位上課,但這些老師占少數。

雖然大學教育強調培育學生獨立思考能力,鼓勵學生提問或討論,但在台大的大學階段,仍是老師講授為主,同學上課提問或熱烈討論的情況不多見。由於當時政治氣氛已漸開放,少數自由主義的老師如殷海光、陳鼓應、胡佛等的課,就成為許多同學競相選課的熱門,也是我旁聽的焦點。

自由多元的校風


  台大的自由校風,正適合我這愛念雜書、自由思考的學生。雖然我的學歷讓我自卑,但我的知性,讓我如魚得水的成長。我很快發現,速記速讀的能力,再加上獨立思考的見解,能在申論題為主的大學考試中,脫穎而出。台大老師,一方面受中國傳統影響,期待學生博學強記,另方面也鼓勵創新思考。於是我發展出一套爭取高分的方法,即在破題、承題的部份,濃縮歸納中外學者權威論述,並註明出處。但在正反觀點併陳之後,加上自己的想法,以為結語。果然,這方法使我在馬教授的期末考,拿了全班第一名。自此,我在台大的考試無往不利。

為了迎頭趕上同學英文的程度,也為了廣泛涉獵當代思潮,我開始以圖書館為家。當年台大總圖書館是在文學院旁邊,羅馬式建築,是日本殖民時代台北帝大的遺產,古色古香,室內皆原本的裝飾,一排排的長桌,配合著綠色的閱讀檯燈,非常有讀書的情調。我的新鮮人生活就是以圖書館為主軸,幾乎是每日報到,饑渴的吸收古今中外的經典名著,毫不倦怠,精神上的滿足,無以言喻。

對於喜歡思考的人,哲學永遠是思想的明燈,而我就不知不覺的墜入其中。早在高中,我即已讀過威爾‧杜蘭的《哲學的故事》,羅素的《西洋哲學史》等名著,甚至似懂非懂的讀當年流行存在主義的大師卡繆、沙特的譯本。大一法律系必修「理則學」(邏輯)的課,是符號邏輯的內容,反映當時邏輯實證論的思潮,非常引起我的興趣,也對日後的治學產生深遠影響。為了進一步研讀哲學,我去哲學系旁聽了方東美等老師的課,似懂非懂的參與哲學系的討論會,諸如當年一位留美回國年輕教授開的讀書會,研讀科學哲學大師巴伯(Karl Popper)的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對我的思考訓練,獲益無窮。日後做學問是在實證主義的軌道上前進,實則奠基於台大一年級的思想訓練。

目不暇接的演講


  除了到圖書館、哲學系旁聽,我還喜歡晚上留在學校聽演講。台大演講之多,是無法形容,每天都有各學系學會、各社團的各種演講,有學術講座、有藝文座談,也有投資、交友等軟性的演講,演講者不乏政府高官、社會名流、各領域的菁英,目不暇接。但在眾多選擇中,我獨好當代思潮的演講,這類的演講大都是在研究生圖書館的小會議廳,會場不大,往往曲高和寡,聽眾不多,但我非常享受那種氣氛,且能在一兩小時內就聽到學者專家窮畢生之力的思想結晶,常有深入寶山的激動,多少影響我選擇學術之生涯吧?

台大社團活動之豐富,不在話下,我在新鮮人階段,曾報名參加「健言社」的新生杯演講比賽,獲得殿軍(第四名)。記得這場比賽的評審是當年學生領袖如胡定吾、馬英九、李大維、趙少康等人,他們無論在儀表、談吐、或風度上都令我羨慕,難免私下模仿學習,希望有朝一日「麻雀變鳳凰」。這次演講比賽,我意外的得名,使我的信心大增。於是我進一步的在法律系號召組隊參加新生杯的辯論比賽,由於未來的法律人都有機會參與法庭的言辭辯論,所以班上的同學參與踴躍,幾經甄選,組成了法律系隊,由徐顯國領隊參賽,可惜不敵外文系及醫學系,只得了第三名。不打不相識,由辯論賽中,認識了外系的許多新朋友,如外文系的劉秀慧,醫學系的林肇堂,大夥兒共同組了一支「聯合國」部隊,參加校長杯的辯論比賽,得到冠軍。並代表台大,與來自政大、東海等各校辯才菁英競爭全國辯論的牛耳,這有如武林大會的競技,是青年培育自信、膽識與口才的過程,我很慶幸在這跨校比賽中,認識了黃年、金惟純、唐光華、卓亞雄等外校的朋友。

台大的負面形象


  陽光的台大與陰暗的台大是並存的,當我欣悅的享受最高學府的社群生活的同時,也開始感受到負面的存在。不諱言的,台大人予人第一印象就是自負,說不出的虛矯身段。由於我是來自後段班的學生,長期背負壞學生的符號,更能感受到這種天之驕子之身分,害人不淺。當然,社會對台大人的認知、情感與評價,長期形塑了台大學生的角色,但台大人那種唯我獨尊的態度,才是造成其他人相對剝奪的感覺,但大多數台大人並不自覺。


  正由於這種眼高一切的心理,造成不少台大人的自私自利,與不太合群的心理基模。自許為菁英,不甘於牛後,不願接受他人領導,也無法以同理心與其他人平等相處。「無友不如己者」的下場,往往沒有朋友。借用現代流行的術語,台大人有高
IQ,卻是低EQ,甚至無SQ,即所謂的社會智能。當然這不能一概而論,但多少反映了部分真實。

還沒進台大以前,就聽到教會的台大學長說:「台大同學有小團體(small group),沒有共同體(community)。」當時不了解,直到成為台大人才知道,多數台大人對參加公共生活的態度,非常冷漠。就算是保釣運動到高潮,也只是數以百計的同學投入,和一萬多台大人相較,可說是為數戔戔。平日的班上活動,如郊遊、露營等,有三分之一同學參加,就算是成功。這種參與冷感,說是個人主義,不如說是自我中心主義。此種心理特質,嚴重影響到許多台大人的人際關係之發展。謙虛與欣賞他人長處,恐怕是台大人必須學習的功課。

更令人難以啟齒的是,台大作弊風氣,這是我到台大後最感驚訝的怪現象。過去都以為壞學生才作弊,沒想到台大學生還做這種不法勾當,而且不少人還洋洋自得。當你直言不諱的指責他們時,他們居然回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早在一九六三年一位外國學生狄仁華言了一篇〈人情味與公德心〉一文引發了「五二○青年自覺運動」,其中就言明台大的作弊現象。

因狄仁華的一篇文章而掀起的自覺運動中,台大的「大學新聞社」除響應之外,更列舉了十條具體可行的辦法,第一條居然就是:「我們考試絕不作弊。」

幾年過去了,當我有幸成為台大人,卻仍然感受到作弊的普遍性及嚴重性。心想這些人他日進入社會,豈不鑽營求進、違法亂紀?事實上,許多現今身陷囹圄的高官巨賈,不乏台大人,良有已矣。

來台大,去美國
 

台大校訓是「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立意深遠。但外人有所不知,當年台大的地下校訓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我周遭的台大人,皆以留學美國,做為人生目標,大學四年的規劃,也是以考托福,申請到美國大學獎學金為思考。以七○年代的台大甲組第一志願的電機系為例,出國同學高達九成,雖然這批同學日後不少返國創業,成為今日台灣電子業進軍國際的菁英。所以,留美風氣不見得是負面的,但多少影響到台灣學術自主的定向,這方面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特別嚴重。

在一窩風的留學風潮下,當年固然有如王杏慶(南方朔)申請到美國大學研究所獎學金卻放棄的異類,但更不乏有因申請不到留學簽證而自殺的事例。據傳有位因留學考試失利自殺,有人送輓聯:「望美人夸,天一方」,是耶?非耶?

  為什麼七○年代有那麼多台大人熱衷留學之路,應該是與當時的內外政治情勢有關,我的新鮮人生活,也因政治而改變了志向。

Posted by penfrank at 痞客邦 PIXNET 留言(1) 引用(0) 人氣()


留言列表 (1)

Post Comment
  • Christine
  • 剛貼了一篇文,提到 學校對面的東南亞... 忽地想到, 離開台灣這麼久, 那 "古時候" 的東南亞還在嗎? 搜尋了一下, 竟來到這個比我還古老的台大老人部落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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