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友會

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就是期待年輕人「成家立業」或「立業成家」，反正時間到了，就按著社會的期望去做，就沒錯，我與台芬也是如此。只不過，因為我要考博士班，所以一切從簡。新家就是把原來和弟妹們住的地方，重新油漆變成我們新房。婚禮計畫在教會舉行，只有茶點招待，沒有婚宴，也不收禮，這做法當時算是「革命」。不過，雙方家長都予以祝福，也沒有什麼溝通的問題。其至婚前的挑選婚禮的白紗禮服與照相，都在一切從簡的想法下，速戰速決。由於不想太勞動朋友同學，我倆連男女嬪相都沒請，省了治裝費，只有我做了套西裝，台芬則租了一件簡單的婚紗，就算完成準備。結婚照選在永和一家小照相館拍攝，只有三組，一小時不到就結束了。由於拍得不很理想，這些照片也列為「絕對機密」，從未曝光過。

結婚前的大工程是邀請師長、雙方家長的親友，以及我倆的同學。我們設計了兩種邀請卡，對師長及長輩是以雙方父母名義用傳統卡片敬邀，至於同輩，則以西式卡片邀請。信函發出後，紛云沓來的祝福，當然也包括詢問我們為什麼不收禮的問題，我們都強調不收禮金，只要祝福，但仍有同學合資送了許多美麗的小擺飾及家用品，讓寒舍增色不少，一切活動都好像童年時候辦「家家酒」的遊戲一般。

由於準備博士考試與籌辦婚禮忙得不得了，其中還發生一件烏龍事件，那就是忘了碩士畢業典禮的日期，我以為是六月初的第一個週日，沒想到是週六。我和台芬在畢業典禮的第二天，盛裝到台大總區去參加碩士撥穗大典，沒想到整個校園冷清清，毫無畢業嘉年華會的氣氛，就知道大事不妙，一問之下，才知道自己錯過了一生中非常重要的典禮。在遺憾之餘，和台芬照了幾張著碩士服的照片，以為留念，也算是忙中有錯的花蕠了。

婚禮就在簡單卻不失典雅正式的氣氛下完成。我的師長胡佛、楊國樞、張劍寒、袁頌西、呂亞力等政治學界著名教授都來祝福，在婚禮後的花園宴會中，他們都向雙方父母表示這是一場非常好特別的婚禮，值得推廣。顯然，我和台芬的結婚已有好的開始了。

結婚第二天就是台大博士班報名日，所以我們的蜜月就是到學校行政大樓完成報名手續，然後在校園中散散步，六月初夏，尚不炎熱，延著椰林大道回味大學時的點點滴滴，別有一番滋味，這也算是另類的蜜月旅行吧！

考場如戰場，永遠是殘酷的，博士入學考亦然，經過一場激烈的角逐，我僥倖又以榜首進入政治研究所博士班，當年共錄取三位，第一名的好處就是獎學金很高，可維持基本生活。婚後初期，台芬是全職家庭主婦，所以經濟上就靠我教補習班與報社兼差，收入尚不穩定，一切都很節儉，開始時連洗衣機都不敢買，靠著一點儲蓄來渡日。教會長老劉家煜是國立陽明醫學院的教務主任，他非常愛護我與台芬，也了解我們的生活狀況，因此介紹我到陽明的通識教育中心，擔任「國際關係」兼任講師，這工作雖然收入不多，但意義卻非常重大。因為我有在大學任教的資格，新聞媒體視我為「大學教授」，另眼相待，之後的事業發展，陽明的教職絕對是無形價值。

由於要教授「國際關係」，我整個暑假都在準備教學教材，不僅將圖書館中的西文國際關係的專著與論文廣泛閱讀，也對我國近代外交史詳加研究，深刻感受到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面對西方痛苦，並對政府遷台以來的外交困境有更明晰的認識。簡單的說，自一九四九年以後，國際體系就出現了兩個都宣稱代表中國的政治實體，一是以北京為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是遷都台北的中華民國。在美蘇兩極對立的體系中，他們分別獲得「社會主義集團」與「自由民主集團」成員國的支持。但隨著時間的延續，西方國家不能不正視中共統治大陸的政治現實，於是到了中共取得聯大席次後，承認北京就如骨牌般的發展。美國因受限於「中美協防條約」，再加上國內政治的反共勢力牽制，一直到七○年代初才開始「乒乓外交」，繼之以國務卿季辛吉秘密訪問北京，促成了一九七二年尼克森總統訪問大陸，並與周恩來總理發表著名的「上海公報」，其中美國申明：「美國認識到，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提異議。他重申它對中國人民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

從「上海公報」之後，美國已朝向正式承認中共政權的方向移動，但因為尼克森陷於「水門案」而下台，繼任的福特總統又競選連任失利，一直到一九七六年民主黨的卡特總統才由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推動建交工作，到了一九七八年五月已經到箭到弦頭的地步。在這階段中，台北當局透過各種管道，乃至於各種努力，就是希望阻止局勢進一步的惡化，但在國際現實主義的邏輯下，這一切努力只是延緩情勢，而無法逆轉。

在國際情勢日益惡化的壓力下，黨外運動的台灣自主訴求開始得到不少台灣民眾的支持，再加上前一年的「五項地方公職選舉」的勝利，使黨外菁英士氣大振，紛紛投入政府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其中最著名的人士有呂秀蓮等。

我在大學時期，就已經認識呂秀蓮，她是法律系的傑出學長，曾三度赴美留學，獲得伊利諾大學及哈佛大學兩校的法學碩士，回國服務任職行政院諮議、法規會科長。最引人注意的是她熱衷提倡新女性主義，並創立了鼓吹女權等觀念的「拓荒者出版社」，擔任社長一職。我讀了不少「拓荒者」出版的書，相當認同她們的理念。所以當時呂秀蓮等「拓荒者」的朋友在台大法學院附近開咖啡屋時，我經常光顧，對這位特立獨行的女性頗有印象。但因為呂秀蓮投入黨外運動後，新女性主義也蒙上了政治色彩，影響所及，不僅呂秀蓮個人受到情治系統的監控，女性主義也連帶被污名化，頗為可惜。

九月中旬，我正式踏上大學課堂講台，內心興奮莫名，沒想到以我中輟生的經歷，居然能在一流大學任教，也可告慰叔公在天之靈，當然，父親也十分欣慰。從那一天開始迄今，我始終如一的期許自己盡力扮演「傳道、授業、解惑」的大學老師的角色，也享受教學相長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