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友會

就在我同時享受教書及博士班新生的快樂，外在政治環境卻愈來愈惡劣，美國總統卡特透過各種管道告知台北將與中共建交，而黨外人士也形成「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並發表開放黨禁，全面改選國會，省市長民選等十二大政見，向國民黨當局挑戰。在這風雨欲來的時局，研究台灣政治現象的學者專家突然成為變局中的焦點人物，我們對時局的分析，放在報紙雜誌最重要的欄位。由於政治評論作家物以稀為貴，水漲船高，邀稿是應接不暇。我雖然只是博士研究生，但頂著台大政治研究所的光環，居然也能在重要大報的專欄上現身。以當時各報每天只發行三張十二版的時代，我很快就躍居年輕作家之列，主要原因可能是我的政治立場，似乎符合威權轉向民主時代的輿論口味。在一本訪問當時政治人物的書《新生代的吶喊》書中，對我的描述是：

「彭懷恩是為一優秀黨員。他基於愛黨的情感，直言不諱，娓娓批評，不做無的放矢，不做無謂之攻擊。他認為知識份子應發起不作官運動。在不為名利之參與國事。主張開放黨禁，分化反對勢力，形成日本模式的政黨政治。可以說是黨內的青年策略家。」

這描述當然是過譽，不過字裡行間也顯示外界對我的政治立場之定位，即支持國民黨的開明派。因此引起了《中國時報》的負責人余紀忠的注意，幾次透過周天瑞向我邀稿，針對時事及政治的改革進行分析。由於二次戰後政治學一直重視第三世界的政治發展，哈佛大學及普林斯頓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曾合作編寫一套包括十幾本的政治發展系列，我經常借用其他國家政治發展的經驗，來分析當時台灣政治危機與挑戰。余紀忠看了這些文章，邀請我到大理街的寓所面談，當面邀就請我擔任中國時報主筆，參與政治方面的新聞評論工作，這項約聘對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來說，真是莫大的殊榮，我不知如何回應。總主筆楊乃藩似乎並不支持余先生的決定說：「是不是先聘為撰述委員？」余先生直言：「當然是主筆聘用，不必考慮。」於是我就答應在十二月一日正式上班。大報主筆，是我在大學時的夢想，沒想到在余先生的厚愛下，居然二十六歲就獲得了。

經過一番溝通，我離開了兼職三年半的《中國論壇》，到中國時報報到，工作內容是，檢視分析各報的社論，再聽總主筆的指示向主筆邀稿。當時時報主筆都是名重視士林的學者，如經濟學家王作榮，國際關係學者關中、監察委員沈宗琳等，前半個月我仍是見習的身份，還沒上場的機會。

沒想到，我第一次提筆上陣居然是美國承認中共的大新聞。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七時，家中電話鈴響，我拿起話筒，居然余先生親自打來，他以沉重語氣告訴我：「美國將承認中共，即將宣佈，你趕快來報社。」於是我飛快的趕到大理街，直奔余先生家，只見總編輯張屏峰，總主筆楊乃藩面色凝重的聽余先生指示新聞要如何處理。隨後他就對「乃公」與我說，「明天的社論非常重要，你們倆，各自寫一篇，我再決定採用誰的，下午三點交稿。」這交待對我簡直是千斤壓頂，不知如何反應。待回到黑漆漆的大編輯部，一個人坐在辦公桌前，頭腦好像打結般，一直不知該如何下筆，最後是如何交稿的，已經不太記得。余先生看完乃公與我的稿子，面不改色大筆一揮，一陣增刪調動，將兩篇稿子合成了一篇完整的社論混然天成。就在這歷史時刻，我的部分文字上了中國時報的社論版，而在接下來的風雨飄搖的日子中，我開始用筆來記錄與分析台灣政治的一連串事件。

美國宣佈承認北京政權在台灣民眾心中好似投下了一顆「原子彈」，雖然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台灣多次的生存危機，因有美國的邦交及「中共協防條約」的支柱，台灣尚不存在明顯且立即危險。惟殘酷的事實終究到來，而且是在毫無預警的狀態下，其造成的社會衝擊可想而知，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台灣的股市全面大跌，接下來的經濟恐慌，如黃金、美元大漲，房地產乏人問津，社會籠罩片恐慌的氛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