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回應「典範危機」的挑戰，Colin Hay (2010)提出了一個「不新不舊」的應策略，就是與1950年代行為主義出現之初曾紅極一時的「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相類似的「相互科際性」(interdisciplinarity)概念。涉及社會互動的政治、文化、經濟等三大領域之相關知識，必須打破既有學科的「邊界」(boundaries)，追求一門整合的社會科學(an integrated social science)。如此，才能處理因全球化而型構的相互依存世界，及其帶來的諸多問題。
在70年代「後行為主義」時期，政治學家已開始從政治體系論轉向國家理論，並因關注統合主義(corporatism)而重新強調制度的重要性，因此在80年代「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逐漸成為宏觀政治學的主流。相對的，能以量化方法處理的選舉行為，透過更精緻的統計方法，使美國政治學界強化了理性選擇論的典範霸權。90年代政治文化的研究再掀熱潮，使Almond及Verba的遺緒，透過Inglehart的全球現代性與後現代(post-modernitation)之調查研究，鞏固了行為論的研究基地。所以，我們可以簡化的說，理性論、行為論與新制度主義這三大理論是世紀之交，政治學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