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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九七一年進台大,一九八六年離開,歷經大學四年、碩士班三年、博士班八年。這十五年是台灣現代化的黃金歲月,也是我生命中最值得回憶的日子。這本書就是追憶這段經歷的吉光片羽。

一九八六年六月某日,台大依例,年復一年的舉行畢業典禮,聽說當天在撥穗禮程司儀唱名:「政治研究所博士,彭懷恩」,沒人應答,也沒人上台。校長孫震還問了法學院院長袁頌西:「為什麼彭懷恩沒有來?」真相是,我不知道我究竟有沒有畢業?

時間要追溯到當時幾天前台大法學院的博士口試。主角是我,論文題目是《中華民國行政院會議成員的分析》。在任何大學,無分國內外,博士口試可說是生死關頭,決定人生的關鍵大事。是日下午,我還在系辦公室為口試做最後準備時,就聽到一向嚴格治學的老師,時任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的主委魏鏞,向系主任蔡政文質疑,「為什麼彭懷恩的論文,不包括行政院內閣之外的菁英,這不周全,怎麼能讓他通過?」只聽到蔡主任回應,他不是口試委員,沒有資格回答,還是由口試委員決定。我在隔壁房間聽到,心情真是盪到谷底,緊張的不得了。

博士口試委員陸續到場,除了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呂亞力,還有我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胡佛,院長袁頌西,校外委員是政大法學院院長雷飛龍及魏鏞。在大家公推之下,由雷院長出任主席,我心中壓力減少一半,因為雷院長的夫人,是我母親的高中同學,兩人都是福州來台的世誼。心想有這重關係,這場口試不至於太難過,然而,在嚴格的學術標準下,我仍然接受到非常嚴苛的質詢詰問,那經驗是終身難忘的。所以,當口試委員要求我出去,他們閉門討論是否讓我通過時,我真的沒有任何的把握。事實上,在台大,博士口試失敗的例子不勝枚舉,我也有可能是其中一個。

就在渡過人生最難熬的十幾分鐘後,政治系助教通知我可以重回口試會場,由雷院長代表口試委員發言,表示我的博士論文必須修改,待完成後交給各委員複審簽字,才能取得畢業資格。

因此,口試之後的日子,我在圖書館沒日沒夜的修改論文,根本不敢想去參加畢業典禮。

一通電話,來自政治系助教,「彭懷恩,你怎麼不參加畢業典禮,害的院長好尷尬!」我回答:「我不知道能否畢業,怎麼敢上台?」助教說:「事實上,你的成績都打好了,還很高分呢。你只要交了論文,就可以拿到畢業證書了。」這時,我才敢和妻子台芬說,「我好像畢業了,你可以算是博士夫人了。」七月初,我終於完成了論文修改的工作,在取得呂亞力老師的認可後,就一一拜訪口試委員,順便感謝他們多年的指導,特別是胡佛老師對我,不僅是言教,更重要的是他做人處事的身教,所以到胡老師的內湖家,有說不出的感動。他們期許我為台灣政治學術努力的鼓勵,成為我一生志業的動力。當我將口試委員簽名的表格交給法學院後,次日就和妻子到台大總區的教務處領取畢業證書,當然,又在椰林大道、傅鐘、總圖書館、學生活動中心、新生大樓、醉月湖…每片熟悉的校園裡,做一番巡禮。心情是複雜的,欣喜於拿到這學術殿堂的最高文憑,感傷於終於要離開這授予我管窺知識穹蒼,形塑我執兩用中價值的柏拉圖學校。揮別沒有杜鵑花開的校園,頂著博士頭銜的我,步出了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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