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友會

我心想準備了一年的功夫，至少讀了二十多本專書，只答到了彌勒思想一題？在百感交集的情緒下書寫考卷，用了四小時完成資格大考。這段經驗，終生難忘，告訴我說，學術這條路，有許多時候，是做白工的，努力不一定有收穫，重要的是過程。


　　「當上帝為你關上一道門，總是會為你再開一扇門的」。正當時報人事重大變動，我失去《時報雜誌》總編輯的頭銜時，政治研究所所長袁頌西找我談話，開門見山問我說：「你究竟是要在媒體發展？還是學術界？恐怕要做決定了，因為你的博士班已經唸了五年，你同班同學朱宏源都要畢業了。」我當時就回答說：「時報的工作，我已經告一段落，準備回學校將博士拼完。」袁老師顯然半信半疑的說：「若是這樣，你還是要有具體的表現，否則很難讓師長們相信你是專心投入學術。」

　　我始終相信「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就是核心價值，就像北斗星，是指引我們人生方向的恆星。自從轉入政治系之後，我非常慶幸的找到興趣的方向，確信這是我可以一生投入的知識領域。雖然我進入新聞媒體，卻很清楚政治是學，新聞是術；政治是本，新聞是道生，本若沒有固好，道將非道。媒體工作既然已無法發揮所長，回到政治學研究是順理成章的事。

　　依規定，台大博士班最長就讀的年限是八年，一九八三年九月，我是進入第六學年，只剩三年時間，必須在這三年間完成第二外國語的考試，博士資格考，提出博士論文研究大綱，從事論文寫作，並完成博士論文口試，時間是非常緊，稍一不慎，就沒辦法如期畢業。很不幸的，我在第一關第二外國語考試，即專業日文項目，就被許介鱗教授打了五十分，不及格。許老師治學嚴謹勤奮，我在大學時期選修他開的「政黨論」，曾獲九十五分高分，但沒想到在日文考試大意失荊州。當我向許老師請問補救之道，他拿了一本日文的《政治學基本概念》要我翻譯，這就花了我一年時間，還聘請了一位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的老師為家教，才完成約卅萬字的翻譯工作。雖然當時知道自己「被當」的當時，非常挫折，我很快的就認命，把「吃苦當吃補」。事實上，許老師的功課對我日後政治學教學，影響深遠，我能在二十年後編撰《政治學辭典》，就是奠基於這次的挫敗與磨練。次年，我通過了這一關考驗，但時間只剩兩年了。


Q&A的架構


　　台大政治研究所博士資格大考，與美國大學是一樣的，要選一門主修，兩門副修，共計考三個領域。我是以「政治學方法論」為主修，「行政法專題研究」及「近代西洋政治思想史專題研究」為副修，每門課要讀的書少則十幾本，多則逾百本，完全視出題教授的命題書單為準。要想通過這關，也是需要長達一年的埋頭苦讀。我拿出昔日拼命考大學的毅力，每天到法學院圖書館報到，感謝同學邱榮舉的熱心支持，提供「行政法」的筆記及應考資料，使我克服了最不專長的法律領域，而把精力放在讀一大堆的原文書及論文之上。還好，這些領域都是我有興趣的科目。我決定用Q&A的形式，分章整理，即每一個主題，都用一個「問題」（Question）方式呈現，再去蒐集各方學者的見解，整理出相對應的答案（Answer），如此就可以有系統，有條理的建構起我所謂的「題庫」。日後我主編的政治學的考試用書，許多資料都是立基于當年圖書館「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整理功夫。

　　當時政治研究所的資格考試是考四小時的筆試，我以三周應試，每周考一門，出題委員是校內校外各一名，一般都是考四題申論題，範圍很廣，若沒有周詳的準備，絕對無法過關，同學失敗的例子是相當多的。倘若不通過，則可次學期再考一次，再失敗，就退學。通過，則可稱為博士候選人。

　　第一週的選考科目是行政法，屬於考死背功夫，因為題目方向有學長的導引，試卷發下，發現大體接近準備的範圍，心情較為輕鬆，但要拼命的寫，否則很難在有限時間內完整呈現，終於在中午前順利繳卷。第二週的「政治學方法論」情況類似，這是我最喜歡的科目，也是主修，有相當自信去應試，只要掌握時間，有條理，有系統的運用「正反合」的邏輯結構，就可以完成答題，因此也算輕騎過關。

　　第三週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考試，最戲劇性。這科內容涵蓋西方（歐美）自啟蒙運動以來到當代的重要政治思想，重要的大師十餘位，很難專精。政治大學朱堅章教授是當時的泰斗，屬於校外出題委員。我蒐集了他的上課筆記，依內容所討論的專書依序閱讀，就恐掛一漏萬。但萬萬沒有想到，我申請考試的時候，朱老師赴國外研究，沒有出題。

　　考試的當天，我進到政治研究所研究生討論教室應考，助教拿來的考卷上，只有蓋著連戰老師的方型大印，題目只有兩題，我清楚記得的是：

　　「一、試論政治哲學，政治思想與政治理論三者的異同？」「二、試論約翰‧彌勒（John Mill）在近代西洋政治思想上的貢獻？」